以下以a为标注范例

以下为教会罗马字的音节列表

教会罗马字音节与音节之间以连字号相连，但单词与单词之间以空白断开，如：Tâi-pak Chhia-chām（台北车站）。但是，方向补语、可能补语、程度补语、结果补语、动作量补语、代词宾语、语尾、助词等读为轻声的音节前方，须加上两个连字号而非单一连字号，如：Tân--sian-sin（陈先生）、khàu--chhut-lâi（哭出来）。

同英文之书写习惯，在每一句的句首第一个字母需要大写，另外在人名、地名、书名等专有名词的每一个词之词首，也以大写书写，如：Chheng-hôa Tāi-ha̍k（清华大学）、Liâu-chai Chì-īn（聊斋志异）。关于人名之书写，人名为汉字者（中、日、韩、越等）须在姓与名之间以空白断开，姓与名第一音节的字首皆以大写书写，如：Lîm Gí-tông（林语堂）；若非汉字之人名，一般称呼其姓，则全部以连字号相连并在首字大写，如：Hut-lân-khek-lîm（佛兰克林）。

教会罗马字单词一般来说三个音节以上开始出现分词连写的问题，原则上以三个音节为上限（可能仍然有例外），单词内以连字号彼此连结，单词之间则以半角空白分开，详细规范分述如下。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数词与量词

代词

副词、介词、连词、语气词

惯用语

1860年，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天津条约》，正式准许外国传教士去中国传教。但事实上在此之前，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传教士，就已经在闽南和台湾传教。

教会罗马字最初在厦门正式推行是在1850年，但它的滥觞可以追溯到1815年马礼逊在马六甲开办的英华学院所拟定的汉语罗马字方案，教会罗马字的最初方案可能就是发源于英华学院的。后来外国传教士来厦门传教，就是使用这方案学习厦门腔闽南话。1844年－1848年，约翰·卢还在厦门编了一本《罗马化会话字典》（按即《厦门词汇》），显然也是为了帮助传教士学习厦门腔闽南话。由此可见，这种教会罗马字起初是为了外国人学习厦门话而设计的。

后来，传教士们为了让信徒们自己阅读《圣经》，就把原来为外国传士学习厦门话而设计的教会罗马字用来翻译《圣经》。第一个用教会罗马字翻译《圣经》的是养雅各，他用罗马字拼写《圣经》的一部分，即《创世记》中约瑟的历史记载。而第一个拿这种教会罗马字对教徒进行教学的是约翰·凡·涅斯特·打马字（John Van Nest Talmage，1819年－1892年），1850年他和养雅各、罗帝一起在厦门的一个教会学校教学罗马字，使用的书就是养雅各翻译的《圣经》。

在闽南教会罗马字推行初期，罗帝编纂了一部《英中厦门本地话指南》（按即《厦门话课本》），1855年在广州出版。之后，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1830年－1877年）根据约翰·卢的《罗马化会话字典》（《厦门词汇》）编纂了一部《厦门本地话或口语字典》（按即《厦门教会罗马字典》，1873年）。打马字先是于1852年编写了一本《唐话番字初学》，后来又参考杜嘉德的字典编纂了一部《厦门音字典》（1894年）。这些对于闽南教会罗马字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1913年，甘为霖（William Campbell，1841年－1921年）用教会罗马字编撰了《厦门音新字典》。

闽南教会罗马字产生以后，在教会里迅速传播，影响很大。它从厦门传播到闽南各地，从福建传播到台湾，从中国传播到东南亚。从1850年到民国初年，盛极一时，获得预想不到的效果。这些教会人士之所以会推动教会罗马字，是因为他们认为教会罗马字有以下的一些优点：

在以上所列的这些理由当中，除了第四点和宗教直接相关以外，其他的理由都是和教会罗马字的工具性用途相关的。

1920年代以后，由于国语运动兴起和注音字母的推行，教会不再宣传教会罗马字，但是教会罗马字的影响在教会里却不断扩大，许多教徒继续学习和使用教会罗马字，用教会罗马字读《圣经》，用教会罗马字写信。

根据1955年黄典诚先生的统计，当时闽南教会罗马字的传播地区和人数如下：

政府压制和发展困境

在教会罗马字传入台湾之前，台湾第一个用来拼写当地语言的罗马字系统并不是“教会罗马字”，而是源于17世纪台湾荷西殖民时期、描写西拉雅语的“新港文”，其被使用的时间大概一直到19世纪初期为止。之后才有闽南语教会罗马字传入。

1880年代，是教会罗马字发展的高峰时期，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清朝并不是一个现代型的民族国家，所以民间的文字推广运动并未遭受到国家的打压。因此，在台湾清治时期的末期，通晓教会罗马字的人不但不局限于长老教会的信徒，甚至在相当程度上还流传于一般民众之间，极盛时期拥有数十万人的读者人口（酒井亨 2003）。不仅如此，教会罗马字也开创了台湾新文学创作的基础。在1920年代传统汉字文人使用白话汉文书写创作之前，已有不少用教会罗马字，亦即罗马字书写的台湾新文学作品（蒋为文2004）。

然而，等到台湾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以后，殖民政府当局以片假名另造台语拼音系统，并透过教育体系等权力机构流通该新造的系统，以便打击、打压教会罗马字。1922年，台湾近代抗日运动中最重要的台湾文化协会成立后，在蔡培火热烈建议下，于1924年将教会罗马字的推广订为该协会的主要工作之一，并决定出版教会罗马字相关书籍。然而，蔡培火向日本台湾总督府所申请设立的教会罗马字研习班，不但未能得到许可，甚至遭警方以暴力镇压、禁止（酒井亨 2003）。最后，连以教会罗马字书写发行的《台湾教会公报》（原《台湾府城教会报》），也因妨碍日本殖民者的“国语（日语）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迫停刊（酒井亨 2003）。

二战后，因为推行国语而打击教会罗马字的例子不胜枚举：1957年，下令禁止在教会公报中使用教会罗马字；1973年，在香港发行的Embree氏之《台英辞典》（使用教会罗马字）亦被禁止进口、没收[2]；1975年，天主教玛利诺会与基督教台湾长老教会新译的台语圣经以及泰雅语圣经（均使用教会罗马字）亦被查禁；1984年教育部函请内政部制止教会使用罗马拼音传教；其他杂志一刊登教会罗马字马上就被查禁等（酒井亨 2003；董芳苑 1996；张裕宏 nd）。

1990年代以后的发展

随着台湾解严以后政治上的自由化，曾经因为倍受打压而沉寂了一段时间的教会罗马字，也在母语运动参与者的推动下慢慢重新恢复生机。1990年代，民进党执政的一些县市，开始用教会罗马字编小学的台语文教科书，这是教会罗马字第一次正式进入公部门所设立的学校里面。后来，国民党又发布了以汉字书写台湾话的《台湾闽南语推荐用字表》及其拼音方案《TLPA》。由于这个方案（《TLPA》）的初衷是“注音方案”而非“文字”，因此它简化了些许教会罗马字的拼法，使之更易于电脑输入，如将声调符号改为数字标调、上标的小 n 改成平写的 nn 等。不过，这套方案却被一些人（如张学谦 2004）解读为国民党“分而治之、打压台语文”的策略。

母语运动的推行者以不同的台语文书写方式(包括教会罗马字)，对台语的书写进行种种的实验。比如说《台文通讯》、《台文罔报》、《台湾字》、《TGB通讯》、《台湾乡土杂志》等刊物。 以及〈5%台译计划〉、台湾罗马字协会等团体，在1990年代以后的积极进行推展教会罗马字（蒋为文 2001；陈郑弘尧 nd）。

此外，开始有台语文运动的推行者将教会罗马字加以现代化、电脑化的工作。比如说开发和教会罗马字相关的文书处理系统（见郑良伟 1993；苏芝萌 1995等）。并有了网络线上字典、百科全书等。2004年6月底，ISO（国际标准组织）通过叶密豪等人联名申请将教会罗马字符号加入万国码（Unicode）之提案（张学谦 2004）。

教会罗马字的出版品在各种不同领域都累积了不少文献。由于教会罗马字一开始是为了传教的目的而生的，宗教领域的文献自然在教会罗马字中占了相当程度的重要地位（蒋为文 2001）。第一本教会罗马字的新约圣经《咱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新约》（Lán ê Kiù-chú Iâ-so· Ki-tok ê Sin-iok）在1873年由马雅各牧师编辑出版，第一本教会罗马字的旧约圣经《旧约的圣经》（Kū-iok ê Sèng-keng）则在1884年出版（以上两个书目系引自蒋为文 2001；Tada 200a, 2000b），对教会罗马字在早期台湾教会的推动有很大的帮助。此外，教会罗马字报纸《台湾府城教会报》则在1885年由巴克礼（Thomas Barclay）牧师发行。

至于，在非宗教领域的相关文献，除了上述教会罗马字字典和辞典的编辑以外，不论是在文学、数学、医学、社会评论等领域，也都有相关著作出版。 比如说，倪为林于1897年出版的数学书籍《笔算的初学》（Pit-sòan ê Chho·-ha̍k）、戴仁寿（G. Gushue-Taylor）于1917年出版的《内外科看护学》（Lāi-goā-kho Khàn-hō·-ha̍k；英文名：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Nursing）、郑溪泮（Tēn Khe-phòan）于1926年所出版的小说《出死线》（Chhut Sí-sòan）、蔡培火（Chhoà Poê-hoé）于1925年所出版的社会评论书籍《十项管见》（Cha̍p-hāng Koán-kiàn）等（引自蒋为文 2001）。

美国太空船旅行者1号（Voyager 1）是一艘无人外太阳系太空探测器，于1977年9月5日发射，截止到2010年仍然正常运作。旅行者1号上携带了一张铜质磁盘唱片，内容包括用55种人类语言录制的问候语和各类音乐，旨在向“外星人”表达人类的问候。唱片有12英寸厚，镀金表面，内藏留声机针。其中包括闽南语之问候语其意为：太空朋友，你好！你吃饱了吗？有空时，就到我们这儿来坐一坐。

教会罗马字产生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那时海运开放，外国传教士纷纷来华传教。他们为了使教徒很快能够阅读《圣经》，把它译成方言，用罗马字拼写。教徒们学会这种言文一致的方言罗马字后，不但可以读《圣经》，也用来学文化。

教会罗马字最早产生于福建厦门，厦门话罗马字又叫“厦门白话字”，于1850年制订。在这之后，陆续出现了宁波话、潮州话、海南话、兴化话、神州话、莆田话、客家话、上海话、台州话、建瓯话、温州话、官话（北京话）等方言罗马字。这些方言罗马字在各地推行了几十年，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达到鼎盛时期，出版过17种方言的《圣经》，销数达10多万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 “厦门白话字”, 除了《圣经》(见图)外,还出版了《圣经故事》、《四书译注》、《闽南音圣诗》以及小学用的修身、历史、地理、生理、数学等课本,出版物总数在120万册以上。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内外能使用“厦门白话字”的人，还有10万左右。

天主教会也做过一些罗马字的工作，在山东制订了山东话罗马字方案， 出版有罗马字的 《国民小报》和《教理回答》等书报。在台湾省台南也出版了闽南方言的类似的书报。

教会罗马字在民国成立后不再盛行，因为中国制订了“注音字母”，兴起了国语运动。

“厦门白话字”，又称“闽南白话字”，一共有23个字母，其中17个是单字母，5个是双字母，1个是三字母。

字母 这23个字母构成17个声母和41个单韵母。其中ts、tsh只拼a、o、o·、u，ch、chh只拼i、e，但民间喜用ch、chh，不用ts、tsh。教会罗马字

声母 教会罗马字

韵母 　教会罗马字

声调符号

阴平（不标符号）；阳平 ˆ　上声 ´ 阴去 `　阳去 ˉ 阴入（不标符号,加-p、-t、-k、-h） 阳入 ˈ (加-p、-t、-k、-h)

拼写举例

Lín tio̍h tùi bû-hoa-kó chhiū chhú phì-jū: tng i ki nńg hio̍h hoat ê sî, chiū chai hē-thin kūn lah.

上述这段罗马字，用汉字转写即为：

——恁着对无花果树取譬喻：当伊枝软箬发的时，就知夏天近啦。

译成普通话即——

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摘自厦门话罗马字《马太福音》第24章32节）。

各种教会罗马字都采用了罗马字母（拉丁字母），而且都只用于拼写各地的方言，这是它们的共同点。各种教会罗马字的不同点有以下两个方面：

①在用罗马字代替汉字的问题上意见不一。大多数推行者主张用罗马字代替汉字,认为“为了大多数人,目前那繁难的书写方法，必须彻底让位给那更实用、更少图形化、用罗马字母来代替的拼音制度”，“我们全部希望有那么伟大的一天，到那时候，中国各部分的文盲将要能够用一种拼音文字阅读”，甚至认为“繁难的方块字是20世纪最有趣的时代错误”。少数人主张把罗马字作为给汉字注音和帮助识字的工具，而不是代替汉字。例如宁波话的《马可福音书·序文》里说：“这一本《马可福音书》是用汉字和罗马字并排印的，为的是要帮助已识罗马字的人再学汉字。因其读罗马字时可以并看汉字，一个一个，一句一句，常用汉字渐都认识。若遇着了不认识的生字，就可以从罗马字里看这个生字是什么音，也能达到其中的意。”

②在方案的设计上存在不统一以至相互矛盾的现象。主要有：

a.同音异符。例如同是 【奅】音,上海话拼写为au,莆田话为捁，同是 【y】音，福州、建瓯、莆田拼写为掽，宁波、台州为ü，上海为ui,广州为ue。【徲】，上海用z,如“思”作sz,而宁波、台州不用任何字母,“思”作s。同是【堭】音,上海、宁波、台州、厦门、广州作ts,建瓯、福州、莆田作c。同是【p‘】音，上海、宁波、台州、广州作p‘，建瓯、福州、莆田作p，厦门、潮州、梅县作ph。

b.同符异音。例如au在多数地方用于表示【au】，上海却表示【奅】。掽在潮州音表示 【噜】，而在其他地方表示【y】，an在上海表示【ε】，在潮州表示【a嬜】，在其他地方却是【an】。

c.标调法不一致。首先是标调或不标调不一致，大多数地方是标调的，宁波、温州、台州却不标调。其次是所用的标调符号不一致，例如同是阳平，在不同的方言罗马字中却分别用了惽┇怚—等4种符号。上海又与众不同，它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圈读法，用一个小半圆圈标在左上角和右上角旁边表示上声和去声,平声不标,入声用-k或-h表示。

d.词的分写连写不一致。除了多音节的人名、地名用短横连起来，并且首母大写之外，其他的词语分写连写很不统一，不过，已经明显有了词的概念和按词连写的趋向。

教会罗马字对于中国后来的文字改革运动是有一定影响的。

倪海曙:《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上海时代出版社，1948。 　周有光：《汉字改革概论》，文字改革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