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熙元年（1190年）正月，守丧期满的黄裳还朝，举家到了临安，这时孝宗已经退位，禅让给光宗。黄裳向光宗进献了治国安邦的施政奏章，提出“定行都”“课吏治”“设重镇”等三项振兴国家的主张。他提议在建康（今南京）建立行都，以便出攻入守。“课吏治”，就是按一定的标准设置机构和官吏，不能冗繁，就是“精兵简政”。黄裳建议在汉中、囊阳、江陵、鄂渚（今武昌市）、京口（今镇江市）设立五个重镇，分派大将固守，建立起一条牢固的防线，保障南方不受侵犯。同时富国强兵，争取收复失地，统一国家。

奏章得到宋光宗的重视，升他为太学博士。不久，改任秘书郎，又亲擢他为嘉王府翊善，主要任务是为太子讲学。由于黄裳在嘉王府教授太子嘉王赵扩有方，辅佐光宗治理朝政有功，第二年，又被擢升为起居舍人，兼任翊善。数月后，又被擢升为中书舍人兼翊善。光宗认为黄裳是耿介之士，又提升黄裳任给事中。到任一月余，由于黄裳在办理封驳中，即便皇亲国戚也一视同仁，朝廷又改任他为兵部侍郎，未到职。因朝中要举行殿试，光宗亲自擢升他为同知贡举，兼任侍讲。

绍熙二年（1191年），黄裳晋升为起居舍人。在这期间，黄裳为了使他的政见易被宋光宗接受，并加强君王收复失地的决心，黄裳精心绘制八幅图呈送宋光宗观看。这八幅图是：太极图、三才本性图、皇帝王伯学术图、九流学术图、天文图、地理图、帝王绍运图、百官图。

绍熙四年（1193年），黄裳晋升为给事中兼侍讲。他经常劝谏君王，在处理人的时候注意八件事；念恩、释怨、辨谗、去疑、责己、畏天、防乱、改过。这些话的意思是：在惩罚身边亲近之人时，只能按罪过的轻重量刑，不能因为他过去对自己有恩情而减刑；在处罚疏远的人时，要排除过去对他的怨恨之心；不管处罚什么人，都要弄清其罪证是否确实，有没有被人诬陷和诽谤的情形，凡事都要重证据，不要单凭怀疑之心就随便处罚人；在处罚下级的时候，要责备自己；凡处罚人都要看是否合符天意顺从民心；要防备因处罚不公正而出乱子；处罚人并不是目的，而是要教育人改过自新。

绍熙五年（1194年）七月，宋宁宗即位，拜黄裳为礼部尚书兼侍读。此时黄裳的背疮复发，已困床不起，礼部尚书官职诏令已下，可是不能到职。他躺在床上写书面奏章，临死前不久，他还送给宋宁宗三句话：“笃于孝爱，勤于学问，薄于嗜好”。直到死时，还口占遗表而卒。终年49岁。死后赠资政殿学士，赙恤加厚；赠绢五千匹，钱币五十万缗；外加衣衾棺及殡葬费、运灵柩的一切支付。

黄裳灵柩由监葬官左史刘光祖护送回四川隆庆府（1191年剑州升为隆庆府）普成县，后葬于普城东郊（今剑阁县公兴镇九龙村公子梁下）。黄裳的葬礼、坟墓的修建规格与宰相等同，所以墓碑高大，乡里人称黄裳的坟茔为“黄夫子坟”。

嘉定六年（1213年），赠黄裳谥号“忠文”，黄裳的父母及子孙均获封赠。宋理宗嘉定年间谥封“文忠”。

淳熙五年（1178年。一说为乾道九年，即1173年），利州路总领李蘩（后为四川总领）慕才召见通江县尉黄裳。黄裳骑驴兼步行，一路上，他了解到农民租税捐重之苦，耳闻目睹了官吏不择手段催收“和籴”的凄惨景象，便大胆写下长诗《汉中行》。“和籴”是依据宋朝《常平仓法》，由官府出钱做籴本，在夏秋粮价低时，由国家向农户买回的一种强制性收粮律法。除“和籴”外，当时还有“官籴”（朝廷直接摊派的卖粮任务）。《汉中行》中写道：“行人叹息风光好，居人生计何草草......禾稼登场虽满眼，十有八九归征求......岁饥人无食，饿者颇亦稠......时涂苟如此，人生不如死......”笔法颇似大诗人杜甫，读来令人感慨万端。黄裳深知李蘩与他初次会面意味着什么，且这位总领职责就是抓赋税收入，但他还是在与李总领见面的同时把矛头直指弊政的讽谏诗一并送了上去。

李蘩是位优秀的士大夫，他不但没有责怪黄裳，反而觉得这首直言不讳的诗作句句在理，于是亲自写出“罢籴”的奏章，很快御批获准。接着又与黄裳一起商讨“罢籴”事宜，与时任四川制置史的范成大一起，写成11条“罢籴”奏章，经孝宗皇帝核准，于淳熙四年（1177）五月初一施行，并准罢整个四川的“和籴”。罢籴获准后，人们奔走庆贺，一片欢腾。黄裳又写出《罢籴行》。两首诗道出了广大受苦农民的心声，脍炙人口，在汉中、通江、剑州遍为流传。

应诏策论，辅佐二帝。

淳熙十年（1183年），黄裳赴宋都临安参加孝宗皇帝主持的“策论”。面对《论蜀兵民大计》这个题目，黄裳指出了潜在的危机，用事实直陈四川民穷兵困的困境与原因；为固守边防，减轻折腾，他对“常年救济”提出了“丰欠互补”“丰凶迭用”的新理论；还对边防军事的职责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孝宗皇帝十分满意。

黄裳为母守丧返京时，光宗刚刚登基，朝廷舆论一片混乱。黄裳敏锐地感到应当向朝廷提出正确的治国策略。于是他在拜会了几位有识之士后，连夜向光宗撰奏了洋洋洒洒数千言的《大业守成，当恢张制度为先疏》。文章提出，朝纲松弛，应当先正国法、朝规。接着列举了宋太祖以来在治理宫廷、家庭，处理国是方面的弊端和教训，提出了三项振兴国家的新主张：“定行都”、“课吏治”、“设重镇”。他说，“中兴规模与守成不同，出攻入守，当据便利之势，不可不定行都；富国强兵，当求功利之实，不可不课吏治；悍内御外，当有缓急之备，不可不立重镇。”他提议在建康（今南京）建立行都，以便出攻入守。“课吏治”，就是按一定的标准设置机构和官吏，不能冗繁，就是“精兵简政”。黄裳建议在汉中、囊阳、江陵、鄂渚（今武昌市）、京口（今镇江市）设立五个重镇，分派大将固守，建立起一条牢固的防线，保障南方不受侵犯。同时富国强兵，争取收复失地，统一国家。这些正确的政治主张，体现了一个成熟政治家的思想和战略眼光。黄裳的这篇系统谈论治国要领的奏章，得到光宗的高度重视，光宗把条文录在简记上，备作施政要旨。

卧病劝谏，鞠躬尽瘁。

宁宗即位时，黄裳已病入膏肓，他就在病床上写奏疏，教导皇帝如何治理国家。他说：“陛下布政天下，论行为，倡淳朴而抑浮华；论用人，贵忠良而鄙邪佞；论制度，绝奢靡而崇俭约；论物产，重谷帛而次珍奇。”他还送给宁宗皇帝三句话：“笃于孝爱，勤于学问，薄于嗜好。”这些教诲让宁宗受益终身，也折射出黄裳政治家的胆识和忠诚。

黄裳潜心钻研文史和经义理学，主攻天文地理，学问得到长足进步。四川总领赵公说得知后，指派一批优秀的弟子到黄裳门下读书。消息传出后，通江学舍里一批学子也聚集在黄裳的门下。黄裳每天到学舍讲经，晚上回到住处静默精思，常常通宵苦读细研。不出几年，黄裳为通江地区培养了大批人才，后来不少人中举，登进士，任县令、知府等。

嘉王府翊善的官职给他提供了全面展现一个大教育家才能的大舞台。被光宗封为嘉王的二皇子赵扩，生性淳朴，温顺寡言，智商平庸，在他身上很难看出帝王气概。为其教学，黄裳感到责任很大、压力很重。遵循孔子的教育方法，黄裳反复制定教法学法，决定对嘉王的教育先从“礼”、“性”着眼，从《十三经》中挑选出重点篇章列作教程，再列出儒家学说中有关“心”“性”论著，以及《左氏春秋》中的大量篇目，作为教学内容。他语言直率，完全以一副严师的姿态出现 在嘉王面前。为了使嘉王掌握到包括历史、政治、自然、社会多门学科的相关知识，黄裳用一年多时间制作了八种教学图案，即《太极图》《三才本性图》《天文图》《地理图》《王霸学术图》《九流学术图》《帝王绍运图》《百官文武图》，并为每张图陈述了要旨。黄裳十分关注嘉王的一言一行，凡遇嘉王进步，都表彰称赞，发现言行不合的，便一针见血地指出。稍后，黄裳升任要职，仍兼任嘉王的翊善、侍讲，他始终把培养教育嘉王当作崇高的责任，总是精心授业，不断调教，深受光宗的赏识和感激。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黄裳近五年的苦心教授，嘉王赵扩终于学问大增，很有底气地登上皇帝宝座，成为一位中国历史上较有作为的君主。

归纳起来，黄裳讲学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他知识渊博，领域宽泛，讲授时常常引经据典，融会贯通，生动形象；二是书本知识与社会现实联系紧密，注重史实例证的援引列举，针对性、思辨性很强；三是创新方法，用图案、模型教学，直观形象，易学易记，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四是特别注重学生的品性和人格理想的教育，并以自己做人做事做学问的风范浸润和影响弟子们的言行。

《天文图》是黄裳教授嘉王赵扩使用的八幅教学挂图之一，于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绘制成。黄裳运用多年学习研究天文学和星占学知识，结合自己反复观测星象的实践经验绘制而成的这幅图，全图共绘恒星1440颗。而宋景年观测的恒星仅为1322颗；欧洲直到15世纪，著录于星图和星表的星数只有1022颗。《天文图》是世界上现存星数最多、时间最早、准确度较高的星图，对研究古代恒星和论证现代恒星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史料。

1247年，《天文图》和《地理图》、《帝王绍运图》由苏州著名石刻师王致远刻在石碑上而得以流传至今（其余5幅教学图已失传），其中，天文图、地理图是当今世界天文学和地理学的奇珍。

《天文图》奠定了他在古代世界科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高度赞扬了黄裳的《天文图》，评价黄裳绘制的《天文图》比欧洲领先三百多年，称他是古代著名天文科学家。黄裳撰写的《天文图说》曾被译成英、德、法等多国文字出版。《天文图》碑现存江苏省苏州市孔庙碑刻陈列馆，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复制《天文图》碑，由文化部于当年9月礼送台湾自然博物馆陈列，成为海峡两岸人民友谊的象征和标记。1992年出版的《剑阁县志》，专题介绍了黄裳的科学成就，并采用了他的《天文图》和《天文图说》的资料。

黄裳注重思考，提出了不少新观点新论述，成为理学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对南宋及后世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北宋到南宋中期，思想学术界出现了难得的繁荣氛围，黄裳出自强烈的爱国主义之心，立志恢复国家（宋）失去的半壁河山，于是顺应当时的思潮，提出“三才本性论”和“三心论”、“持心说”等哲学思想。

天地人，谓之三才，本已为先儒所定论。黄裳从儒家的典籍出发，结合自己的实践和研究，提出“三才本性论”。他在《天文图说》中云：“太极未判，天地人三才涵于其中。”“太极即判，轻清者为天，重浊者为地，清浊者为人。轻清者气也，重浊者形也，形气合者人也。”这是源于古人最简单的宇宙观。他说：“天时有否泰，地载德厚薄。”认为天与地都是有情绪的，能区分善恶，天主宰地上万物，地上的一切都任随天意而存亡；而人道，自然是封建伦理纲常。由此可见，黄裳把天空说成是气，把地球看作天体，把“气”看作天地人三才的本源，是唯物主义的认识；但他遵循古人“天人相通”“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理论，把天拟人化，把封建伦理纲常说成是天理，这样就给天地人三才涂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如何使人达到道心的境界呢？黄裳提出“三心论”，即私心、胜心、忿心。绍熙三年，黄裳进谏光宗说：“自古人君不能从谏者，其弊有三：一曰私心，二曰胜心，三曰忿心。”接着他解释道：“事苟不出于公，而以己见执之，谓之私心；私心生，则以谏者为病，而求以胜之；胜心生，则以谏者为仇，而求以逐之。因私而生胜，因胜而生忿，忿心生，则事有不得其理者焉。”

那么，又如何使用心的方法呢？黄裳说：“使人主之心，常知礼、知危、知亡，则又岂肯须臾自放于安逸之地？”要皇上“持一心，则始终如一。”其用意，是要皇帝努力克制自己的私心，在自己的心灵里构建一座属于道心的圣洁天堂。

黄裳的许多实践和论述，特别是他作为主战派中最坚定分子的思想阐发，无不闪烁着他的爱国主义思想火花。还要提及的是他绘制的给嘉王教学用的《地理图》，图上标明了路、府、州建置，有山脉、河流和森林。图为立体，东西南北方位，与现代坐标相同。地名加方框，水名加圆框，山脉、森林，采用象形绘制。要知道，他绘图的时候，宋朝的领土已经是半壁河山。大散关和黄河中下游以北，都属于金国的领土，连宋朝开国时所建的国都汴京（今河南开封）也失了，只好迁都到了临安。但是，黄裳仍坚持祖国领土完整的思想，把金所占领的土地也绘在图上，这无疑是他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体现。

黄裳的学术思想是继承和发扬了儒家学说，同时融汇了佛、道学说，属于理学范畴。其思想梗概，既有唯物的，又间杂唯心的，在当时学派林立的条件下，他有很强的独立性和综合性，不愧为一位“知行合一”的思想家。

《宋史》：①少颖异，能属文。②益务进学，文词迥出流辈。③裳为人简易端纯，每讲读，随事纳忠，上援古义，下揆人情，气平而辞切，事该而理尽。笃于孝友，与人言倾尽底蕴。耻一书不读，一物不知。推贤乐善，出乎天性。所为文，明白条达。有《王府春秋讲义》及《兼山集》，论天人之理，性命之源，皆足以发明伊、洛之旨。④彭龟年、黄裳、罗点以青宫师保之旧，尽言无隐。黄度、林大中亦能守正不阿，进退裕如。此数臣者，皆能推明所学，务引君以当道，可谓粹然君子矣。

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先生为人简易端纯，每讲读，随事纳忠，气平而辞切，事该而理尽。与人言，倾尽底蕴。耻一书不读，一物不知。所为文，明白条达。有《王府春秋讲义》及《兼山集》，论天人之理，性命之源，皆足以发明伊、洛之旨。（《宋元学案·卷七十二·二江诸儒学案》）

黄裳著有《王府春秋讲义》《乐记论》一卷、《兼山家学》《兼山集》四十卷行世。其论天人之理、性命之源，皆足以阐发二程理学之旨。惜诸书今失。《典地纪胜》《剑州志》录其诗二首，《宋代蜀文辑存》录其文十二篇。

黄裳还珠

青年时代时，黄裳有一次到城里办事，夜宿在一家小旅店里。上床刚躺下，用手一摸，席子下面有一个硬邦邦的东西。他揭开席子一看，原来是一个布袋，里面装满了珍珠，一下子把他惊呆了。他想这可能是失主的全部积蓄，如果留下这不义之财，自己一辈子都会受到良心谴责，所以决定归还珍珠。第二天一早醒来，他立刻从店里借来笔墨，在留言墙上写道：某年某月某日，隆庆府普成人黄裳曾住此店某某号房。临行前，他对店主说：“如果有人到贵店来找珍珠，你就请他到城里去找我。”详细地向店主记录了自己在城里的地址。他到城里没过几天，就有失主来找他。在对证无误后，黄裳痛快地把珍珠还给了失主。失主非常感激，想送给黄裳几颗珠子作为谢礼，却被黄裳谢绝了。这事传扬出去后，人们都称赞黄裳是个德才兼备的好书生。

兼山书院位于州署东北，以黄裳的号“兼山”为名，原址在城南，建于元至顺三年（1332年）。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剑州知州李璧将其改建于州城东，以广文教，后毁于明末战火。清雍正五年（1727年），知州李梅宾于州学前重建兼山书院。道光十六年（1836年），知州张嗣居迁建于州城小东门内（即今剑阁县成人教育中心）。书院建筑坐北朝南，占地1118平方米，现仅存正堂和厢房。正堂面阔17.9米，左右厢房均面阔六间，进深三间，为悬山顶，抬梁式梁架结构。明清时期，在修建和重建兼山书院的同时，还整修了黄裳读书台和讲书台。兼山墓和碑记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破坏，讲书台、读书台尚存遗址。

《宋史·卷三百九十三·列传第一百五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