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年（1935）十月五日，晋任陆军中将；十一月，获四等云摩勋章；十二月，就任陆军第五十七军军长，辖第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第一一二师（师长霍守义）、第一O九师（师长贺奎）等部，驻陕甘地区“共”，激流时年三十六岁，是东北军五位军长中最年轻的一人（其他四人为于学忠、万福麟、王以哲、何柱国），同月十一日，张学良召集高级干部会议，出席者有王以哲、刘多茎、于学忠、董英斌、孙铭九及缪澄流等人，告知将发动兵谏，扣押蒋委员长，促蒋停止缴共，联合抗日，十二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委员长及军政大员多人，发表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等八项主张，通电署名者共十九人，除九人系被捕之政府军政大员，三人为第十七路军将领（杨虎城、冯钦哉、孙蔚如），其余七人为东北军首脑，即张学良、马占山、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缪澄流，澄流列名通电之末，二十五日，张学良陪同蒋委员长离西安飞抵洛阳，二十六日返抵南京。离陕时，张学良手谕“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务请诸兄听从虎臣、孝侯指挥。”因此于学忠（字孝侯）遂成为东北军临时统帅，三十一日，军事委员会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褥夺公权五年。

二十六年（1937）一月四日，国民政府特赦张学良，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东北军将校对张氏被判刑及未能返陕甚为不满，对中央军采取主和、主战问题，内部发生分裂，高级将领倡导主和，少壮派军官如孙铭九等主战，视主张和谈及撤军者为对东北军及少帅的背叛，遂决定杀害主和派之高级军官，列了一张黑名单，上有何柱国、王以哲、缪澄流、刘多茎等人名字；二月二日，孙铭九派兵杀害卧病家中的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西北“剿匪”总部参谋处处长徐方、交通处处长蒋斌等，何柱国因躲入杨虎城处，逃过劫难，驻守前线的缪激流军长及刘多茶师长，扬言为好友王军长报仇，回师西安，孙铭九等走避陕北，西安“二二事变”旋被救平，中央军于八日进驻西安；三月，东北军开始东调豫、皖，并进行整编；四月，流兼任豫皖苏军事整理委员会委员。第五十七军驻河南周口、淮阳、太康一带，所属四个师并编为第一一一、第一一二师两个师，每师二旅四团。

抗战爆发，率部赴江苏作战。二十七年春，临沂吃紧，派所属第一一一师第三三三旅（旅长王肇治）参加鲁南会战；七月，兼任江苏省政府委员。二十八年初，所部隶属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并派兵人鲁南作战。二十九年五月，兼领热河省政府委员及省主席，同月，获三等云摩勋章；九月二十一日，所部第一二师师长常恩多、第三三三旅旅长万毅对澄流不满，发动兵变，派兵围攻军部所在地东盘村，澄流时在村外看戏，得讯，遂走避至第一一二师防地，是为“东盘事变”；第五十七军番号旋亦撤销，所属两师由鲁苏战区总司令部直辖。三十年十二月，免热河省政府委员及省主席职。

三十二年（1943）二月，免江苏省政府委员，同年在胡宗南部任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教育长。嗣任中训团中将团员大陆易手后来台，虞诚信佛，长期住于桃园县中坊圆光寺，晚年迁居台北市北投，平日甚少参加公开活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一日，受聘为台糖公司顾问。一九七七年，参加传记文学杂志社举办之每月人物专题座谈会，专题人物为张作霖，主讲“我所知道的张大元帅事迹”（刊于一九七七年十月出版之《传记文学》第三十一卷第四期）一九八四年元月，所撰《藏广恩小传》刊于是月出版之《传记文学》第四十四卷第一期。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十一日，于睡梦中逝世，年九十岁。（于翔麟稿。参考：《盛京时报》《国民政府公报》《万耀煌将军日记》、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三册《回忆常恩多将军》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二日《中时晚报》暨缪激流将军口述部分资料。）

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刺激下，国民党五十七军（东北军）内部的顽固派也加紧投降反共。缪澂流在五十七军内部清查共产党，打击、迫害进步军官；同时，在日寇的政治诱降下，加快了他投敌卖国的步伐。1939年秋，缪澂流的亲信、军部副官处长李亚藩，借去阜阳取饷之机，投降日寇，成了汉奸，摇身一变，成为伪“兴亚建国军”鲁苏战区总司令，专为缪澂流投敌卖国牵线搭桥。

1940年夏，缪澂流不断派遣来自北平宣抚班的女间谍徐春圃去徐州与敌伪接洽，进行投降活动。同时，他还在军部机关散布反共投降言论，公然说：“汪精卫在南京成立政权，我看不能叫傀儡政府，不能算汉奸卖国贼，人家是另一种方法救国。”军政训处主任宋迪玺也狂叫“日本兵并不可怕，可怕的倒是共产党。”在抗战三周年纪念会上，缪澂流恶狠狠地叫喊“中国坏就坏在张学良手里，要不是张学良、杨虎城闹出个‘双十二’，共产党早就被消灭了！”会后，他以鲁苏游击区总指挥的名义，召开附近十七个县的县长会议，布置反共。

是年9月上旬，缪澂流、朴炳珊、宋迪玺等人策划于密室，决定派六六五团团长董翰卿和上校课长于文清代表五十七军前往苏北桃林镇与日军“商签和约”。于意识到这是叛国投敌的犯罪行为，回到住处就向好友、中共特别党员、国民党一一一师三三三旅旅长万毅诉说苦衷，并表示为逃避这罪恶差使，只好逃走。万毅冷静地思考后，对于文清不愿意当汉奸表示支持，但却劝他谈判还是要去，以便摸清底细，掌握缪澂流投敌的真凭实据，好研究对策。

13日上午，缪澂流、朴炳珊等又召集董翰清、李光烈、于文清作临行前训话。缪澂流说：“抗战已经三年了，丝毫不见成效------最近日方集中兵力，要对敌后进行大扫荡，我们应该认清时局！经李光烈几次同日方交涉，日方愿意同我们做局部协商。”

14日午后，董翰清带领二营和李光烈、于文清来到北琴口，同汉奸李亚藩一起到马家窝铺，与日军鹫津师团的代表、大尉参谋辛修三和伪兴亚建国军顾问新容幸雄谈判。谈判继续到深夜，方才结束，签定了“互不侵犯，共同防共”的秘密协定。其主要内容是：

（一）互不侵犯。即五十七军与日方表面仍然为敌，实际携手，双方现有驻兵据点均不撤出，如上峰命令有军事行动时，互相通告。如五十七军奉命破坏公路时，事前通知日方；日方扫荡时，也事前通知五十七军。为防止误会，规定如下联络方法：

1、日方希望五十七军在徐州设立联络站，用“兴亚建国军”的名义，进行掩护；

2、五十七军各部队如遇日方飞机时，可用白布铺在地上，用阿拉伯数字“7”作标示；

3、同日方部队相遇时，用国民党旗下缀白布，左右招展识别之；

4、五十七军设立联络站，日方可借给电台一部，互通规定密码。

（二）共同防共。日方提出，在五十七军防区所潜伏的共产党，由五十七军负责剿灭。18日，董翰卿等人回到东盘村军部，做了详细汇报。于文清从军部出来，立即向万毅旅长报告了通敌情况。

这天下午，国民党五十七军一一一师师长、进步抗日将领、中共特别党员常恩多带领刘副官、手枪排王排长等来到东盘军部述职，先后会见了军长缪澂流、副军长朴炳珊。晚上，常师长回到东盘南门里临时宿舍，等候多时的万毅旅长将缪澂流、朴炳珊等人投敌卖国的罪行报告了常师长。

常师长拍案而起：“抗战好几年了，还想穿黄马褂，投降敌人，真他妈的找死。咱们一定要除掉他！”常恩多、万毅制定了锄奸方案，决定在9月21日军部移防途中逮捕缪澂流。

9月20日晚，国民党鲁苏战区总部参谋王静轩、特务贺元、参谋处长张沛文、高仁绂、百十二师三三四旅荣子恒旅长、六六七团一营韩子嘉营长来到东盘军部。缪撤消原定移防计划，于21日晚设宴款待总部王、贺二人，并请晚上看戏，以示慰劳。

常、万二人决定将锄奸方案改在戏台下进行。9月21日晚饭后，常、万等派兵包围了驻东盘村的国民党五十七军军部，扣押了通敌的军官朴炳珊夫妇、董翰卿、李光烈、徐光圃、徐鸿恩、唐君光、关世栋等。因有人告密，缪澂流、宋迪玺等逃脱。22日，常恩多、万毅等遂通电全国，提出“锄奸救国”的口号。这就是著名的“九·二二”锄奸救国运动。

这次锄奸，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亲日派的投降活动，粉碎了日顽联合反对八路军山东部队的阴谋，使苍马和鲁南、苏北、滨海地区的紧张局面有所好转。锄奸运动后，常恩多、万毅率部北上，驻莒县、莒南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