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古阁”建店初期，只是经营和修复瓷器、铜器、陶器文物，复制、仿制各个时期出土的青铜器、陶器等，此外还经营独有的汲古阁拓片。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北京市政府在改造琉璃厂文化一条街时，考虑到汲古阁的经营特色及其在海外的良好声誉，决定把汲古阁从200平方米的营业面积扩大到2000平方米。店面扩大和内部环境的改造，促使汲古阁经营业务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由原来的仿制、复制和修复文物扩大到经营古董瓷器、文房四宝、字画、新工艺品、仿古家具、旅游纪念品、文物鉴定、画廊等多种文化项目。1995年针对琉璃厂人流大、宾客休息地方缺失的情况，汲古阁在其二层辟出一块地方，开设了古色古香、幽静典雅的“汲古阁茶苑”，并由著名书法家启功亲笔题写名字，为来琉璃厂参观游览的中外宾客和业界书画家、收藏家等提供了一个难得的休息、会友和交流的场所，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品牌效益。

推出创新

不同的时期汲古阁均根据市场的需求和变化做出自己相应的调整，并且在主营项目上推出创新点。青铜复制是汲古阁的传统优势主营项目，被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的“四羊方尊”、被视为伟大创举的“秦铜马车一二号车、兵马俑”和“人面方鼎”、“长信宫灯”等，以及北京各大博物馆的许多顶级复制文物和展品，件件仿制绝品出自汲古阁，显示出汲古阁在青铜复制工艺上精湛的技术。1997年农历虎年，汲古阁根据市场需求推出“生肖青铜文化”概念，此后每年均仿制中国传统有代表性的生肖珍贵文物，制成“生肖典藏品”限量发行，诸如“虎噬鹿”、“马踏飞燕”、兔觥、铜飞龙、猪尊等，都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2008年汲古阁又推出仿1963年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战国后期秦铜犀牛尊”供爱好者典藏。圆明园十二生肖国宝青铜头像被文物界关注和热议，汲古阁在尊重原物的基础上，结合清代宫廷画师的设计风格和当时人们审美习惯，不但成功仿制出原有的7件珍品，而且还原了其余5件下落不明的生肖头像，表达了企盼那些下落不明或流失在外文物早日回家的民族情怀。

走出国门

汲古阁一向是一个外向型文化品牌名店。从1987年第一次走出国门成功举办“黄河流域文化展”到2006年“瑞典哥德堡号停靠汲古阁暨欧洲典藏中国古代珍品回流展”，汲古阁在沟通东西方文明，弘扬中国青铜文化、陶瓷文化和书画、碑帖艺术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琉璃厂文化产业发展协会监事会成员，对于未来的发展，汲古阁总经理李连祥表示，仍将坚持以不断变化来适应市场需求。琉璃厂文化产业发展协会将发挥桥梁和服务作用，整合资源，形成合力，求变创新，抓住琉璃厂日益兴旺的文化旅游、观光购物特色，促进琉璃厂各店家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快速发展。

四羊方尊

从建店初期，青铜器复制就是汲古阁的强项业务。从业50多年来，为故宫博物院、原历史博物馆等多家文物单位复制文物多件。从仰韶文化的各种陶器到青铜器时代的各种青铜器，如闻名于世的“四羊方尊”、“人面方鼎”，秦陵出土的“秦铜马车一二号车”、“兵马俑”，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长信宫灯”、“虎噬鹿”等多件珍贵文物。

青铜是红铜和锡的合金，因为颜色青灰，故名青铜。中国的青铜器起源于黄河流域，经历了夏、商、西周至春秋时期，在商周达到了鼎盛，延续了1600多年的历史，并形成了中国传统体系的青铜器文化时代。制造的青铜器包括生产工具、兵器、礼器、铭文、乐器等。中国青铜文化以容器为代表，青铜器皿古朴典雅，线条畅达，浑厚凝重，其历史价值和收藏价值，是其他古玩所无法企及的。

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四羊方尊”，是商代方尊的代表，也是我国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1938年在湖南宁乡县出土，通高58.3厘米，重达34公斤。“四羊方尊”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器，把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融会贯通，器皿与动物形状相结合，造型简洁、寓动于静，显示了无与伦比的技术，被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据考古学者分析，“四羊方尊”是用两次分铸技术铸造的，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鬼斧神工。

铜马车

汲古阁根据原器物，复制了一件“四羊方尊”，震惊了文物界。复制“秦铜马车一二号车”、“兵马俑”，也是一件创举。

上世纪70年代出土于秦陵兵马俑坑的大型彩绘铜马车，被誉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铜马车共2乘，均为单辕双轮，四马一架，一御官俑，大小占真马的1/2，主体为青铜所铸，铜马有3000多个零件，一些零件为金银装饰。各个部分由铸造、嵌铸、焊接、粘接、铆接、子母扣、纽环扣接、销钉等连接工艺，巧夺天工。2000年后的今天，铜马车上的链条仍能灵活转动，门窗关闭自如，牵动辕衡，仍然载舆行驶，被誉为“青铜之冠”。

汲古阁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仿制兵马俑和秦铜马车，技术人员跑了十几趟西安，查阅了大量资料，光图纸就画了100多份，最后仿制出了8套一模一样的铜马车，在日本、中国香港等地展出时，引起了轰动。

复制品：

如来佛祖

文殊菩萨

青州佛像（石刻）

密宗佛像

立观音像

坐如来像

坐观音像

藏传十一面观音像

藏传佛像

青铜犀牛尊

铜辟邪

兔觥

历史价值

汲古阁拓片是汲古阁几代人心血和智慧的结晶，也是其独一无二的经营项目。该传统的手工艺品正在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汲古阁拓片的内容包含了很多历史故事和传说中的劳动场景，不仅体现了装饰美，还展现了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社会风貌，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独特技艺

汲古阁拓片的制作也是一门独特的技艺。制作的时候，先将图形文字雕刻在石板上，再将宣纸覆上，经过数十道工序的手工操作才能完成。其题材主要来源于秦砖汉瓦，敦煌壁画及名碑等历史典故，每幅拓片都是在讲述故事，劳动的场景有耕种、丰收、种棉花、采棉花、纺线、织布；教学的场面有孔子讲学礼仪；运动的情景包括打马球、杂技表演等，以极其丰富的内容体现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5000年的灿烂文化。

装饰品

汲古阁拓片不仅成为国内现代寓所的装饰品，也深受外国人的喜爱，多年来，一直是琉璃厂热销的物美价廉的旅游商品。汲古阁还不断改进技术，从色彩和制作工艺上进行了创新，推出了彩色拓片，更精彩展现了古代文化的绚丽。

汲古阁保存了200余块上个世纪50年代制作的拓版，还有部分汉代砖雕和石碑，当然，已成为文物了。

从1997年开始，汲古阁把青铜文化与生肖文化相结合，推出了生肖典藏品。每年制作的生肖典藏品，都是仿制历史上很有代表性的珍贵文物，限量发行。如在虎年，制作的是仿制战国时期出土的“虎噬鹿”，龙年、猪年等，典藏品原型是汉代的青铜器，都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汲古阁将推出仿“战国后期犀牛尊”供人们典藏。其原型是1963年出土于陕西兴平县、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战国后期犀牛尊”。“犀牛尊”是当时比较典型的盛酒器物，从商代到战国，人们把犀牛视为神奇的动物，被称为“犀尊”，只有贵族才能享有。这种酒器一般背上有盖，顶端的左侧伸出一根细管以便倒酒。

汲古阁根据原物，仿制出了惟妙惟肖的“犀牛尊”，它的头部平抬，上面长有双角，4只短腿粗壮结实，通体满布流云纹，形象雄健，体态逼真。“犀牛”身体各个部分都具有强烈的质感：颧骨和肘部突起，仿佛可以透过紧贴着的皮肤感觉到骨骼的形状和强健。

汲古阁总理经李连祥说，“犀牛尊”是盛酒器物，“酒”的谐音“九”是最大的单数，牛是无私的奉献者，“牛市”还是人们期盼的，因此，“犀牛尊”有着美好的寓意。此次考虑到收藏的便利，制作了两种尊，一种是原大，一种是1/2大，准备限量发行300件。

汲古阁还复制出圆明园十二生肖国宝青铜像。十二生肖头像本位于圆明园大水法喷泉，代表十二个时辰，在1860年被八国联军掠走，流失海外，现有的回家，有的将现身拍卖会，有的至今下落不明。汲古阁在尊重原物的基础上，根据大量资料记载，并结合清代宫廷画师郎世宁的设计艺术风格，揣摩清代初中期人们的审美习惯，仿制出了完整的十二生肖像，并将这一举世闻名的艺术精品重新展现给世人。李连祥说，他们特别企盼那5件下落不明的生肖头像早日出现，看看与他们的杰作有多少相同，多少不同。

汲古阁茶苑坐落在琉璃厂东街的二楼把口处，高高挂在屋檐上的 大茶壶，就像旧时的幌子，招呼着过往的人。汲古阁茶苑以弘扬中华茶文化为主导，承古风，创新意，面积200余平方米的茶苑分室内外：室内整个环境古朴典雅，清静幽闲。在品茶之余还可以欣赏到汲古阁收藏的众多名家的书画作品。室外悠闲自得，品茗之余还可纵览琉璃厂街景和熙熙攘攘过往的文人墨客。“汲古阁茶苑”由启功亲笔题写。汲古阁茶苑热忱欢迎海内外各界人士光临。

汲扆本

汲扆本是从清代到1955 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傅宋本之前最为通行、最有影响的一个版本。它直接影响了摛藻堂四库荟要本、四库全书本、崇文书局本、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的诞生。可以说它在《乐府诗集》诸版本中的地位仅次于傅宋本。汲扆本的版式与汲晋本和汲本稍有区别，即全书中大多数的卷末有“东吴毛晋订正　男扆再订”字样。这是判定汲扆本的最为明显的版式特征。汲扆本传世甚多，全国各大图书均有，著录为普通古籍。

述评

汲扆本是在汲本的基础上产生的，也就是说，毛扆认为汲本不够令人满意，所以才会有再一次的校订。总体上来说，通过毛扆的这一次校订，产生了汲古阁本《乐府诗集》中最完美的一本，它在内容上相当接近傅宋本。它订正了绝大多数的汲本遗留的、汲晋本刊刻时产生的脱漏、讹误臆改之处，它对汲祖本（元本、王毛校）由于“先天缺陷”（汲祖本的底本是一个后期重印的无补版的明修本，漫漶断板较为严重；对校的绛云楼宋本是一个后期产生的、讹误甚多的本子）所产生的讹误进行了大胆的校改。当然，这种校改的主要依据是“他书”，因为毛扆没有看到过傅宋本，他之所以能够使汲扆本达到与傅宋本基本接近的程度，主要是依靠了他校。

缺陷

可以说，汲扆本的产生，使得汲祖本、汲晋本的绝大多数的错讹得到订正，但仍难免有所挂漏；不仅如此，汲扆本在订误的同时自身亦产生了一些讹误。

评价

汲扆本是汲古阁本《乐府诗集》最后的一本，也是内容上最为完善的一本，它代表了汲古阁整理《乐府诗集》的最高水平。它的出现，是以明末清初常熟文人校勘《乐府诗集》活动为基础的。尤其是陆贻典，他广列诸校－－冯校、赵校、钱校、王毛校、钦校，为毛扆校书提供了可资参校的丰富的材料。汲古阁丰富的藏书，又为毛扆提供了他校的材料。在校本、他书齐备的条件下，汲扆本以求得事实之真为主要目的，从而克服了明修本和绛宋本带来的先天缺陷，成为清代及近现代一个远胜于元本的通行善本。

诗集

汲古阁整理刊刻《乐府诗集》，经过两代人四次校改，最终诞生了校对精良、堪称善本的汲扆本。从汲祖本到汲扆本，这期间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的校改过程。从汲祖本到汲晋本，错讹不断累加。首先是因为汲祖本使用了后期重印的明修本和后期产生的、讹误甚多的绛宋本，造成底本上的先天缺陷；然后是汲晋本刊刻时又增添了不可胜数的脱漏、讹误和臆改。汲本和汲扆本所做的努力就是校改汲祖本和汲晋本的错讹。相比之下，改正汲晋本的错误相对比较容易，一般只需较为严格地遵照底本，但要改正汲祖本的错误，则非得据他书校改不可。

事业

据陶湘统计，汲古阁刻书约有六百种有零。其中以刊刻十三经、十七史用力最勤，亦最为著称。《乐府诗集》这部书在汲古阁刻书中的地位，必不及十三经十七史，但亦不是末流，应是处于一种中间地位。这一方面表现在毛晋对《乐府诗集》这部书评价颇高，另一方面表现在刊印过程中由草率转为精细。第一，毛晋的评价。毛晋跋从乐部诸书的分类说起的：“乐盖六艺之一也，乐部诸书，孟坚著诸经籍之首，贵与列诸经解之后，陈氏直厕诸子录杂艺之间，愈趋而愈微眇。”这说明毛晋倾向于将《乐府诗集》定位为乐书。《乐府诗集》的特殊性在于它兼具乐书与诗总集的双重特性，所以从宋代开始，它就既被著录在经部乐类又被著录在集部总集类。这两种不同的著录代表着不同的评价，在正统的眼光中，经部乐类的地位要远比集部总集类高。毛晋不仅将之视作经部乐类之书，且将之拔高至与经部诗类同等的地位上，如毛跋所言“太原郭茂倩集乐府诗一百卷，采陶唐迄李唐歌谣辞曲，略无遗轶，可谓抗行周雅、长揖楚词，当与三百篇并垂不朽。”在此我们不对毛晋这种评价作是非判断，我们关注的是毛晋的这种评价对刻书的影响。钱谦益《隐湖毛君墓志铭》称毛晋的刻书标准是以经史为源本：“故于经史全书，勘雠流布，务使学者穷其源流，审其津涉。其它访佚典，搜秘文，皆用以裨补其正学。”毛晋将之作为经部书来刊刻，汲古阁刻书又以经史为重，这都说明毛晋对于刊刻《乐府诗集》是颇为重视的。第二，刊刻过程是一个由草率到精细的过程。毛晋校刻《乐府诗集》在 1639 年，适逢明清易代之际，政局突变，汲古阁出版事业颇受影响。王咸在校书过程中受到时局动荡的影响，如卷三十三题识“己卯四月廿六日阅完此本。忆早春，客有自西北来者，言流寇纵横，然所过或有全者，独官军一到，虽鸡犬亦无 □ 类矣，闻之蹙于伤心。兹读戎昱《苦哉行》，”前年狂胡来，惧死翻生全。今秋官军至，岂意遭戈鋋。“乃知振古如斯也，可胜叹哉！与公。”卷五十九又题“己卯七月十四阅竟。闻良招危焉，心曲尽乱，疑有漏处。”不仅如此，初版的整个校刻出版过程都比较仓促。

江苏常熟汲古阁，位于沙家浜七星桥西岸毛家宅基，距市镇约1.5公里，是明清之际中国著名藏书、刻书家毛晋藏书处。所藏多宋元刻本，其“影宋钞”为天下所重，曾延清名士校刻《十三经》、《十七史》等巨著，为历代私家刻书之最。据传世《汲古阁图》，此阁位于毛氏宅园中轴线上，左右分设绿君、二如等亭。阁后有楼八间，上层藏书板，楼下及两侧厢原为刻书之所。由汲古阁刻印的宋、元以来之珍本书籍，名扬海内。刻书数量巨大，达十万余页刻版，涉及经史、词曲、丛书、宗教、小说、笔记等等，为中国历代私家刻书之最。对弘扬中华文化作出了杰出贡献。毛晋有著作《毛诗陆疏广要》、《虞乡杂记》、《海虞古今文苑》、《明诗记事》、《汲古阁刻书细目》等。：「上下三楹，始子终亥，分十二架，中藏四库书及释道两藏，皆南北内府所遗，纸理缜滑，墨光腾剡，又有金元人本，多好事家所未有。」

汲古阁藏宋、元旧籍，钤有「宋本」、「元本」印章，在今各大图书馆里，犹能观赏到。毛晋不仅是大藏书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出版家。他依托汲古阁的丰富藏书，刻印了大量经史典籍、唐宋文集、诸子百家、戏曲小说，成为明末、清初相当一段时期内最流行畅销的图书版本。

毛晋的第五子毛扆(1640～1713)，字斧季，别号汲古后人。继父业，也精校勘。然其后有一孙“性嗜茗饮，购得洞庭山碧螺春茶、虞山玉蟹泉水，患无美薪，因顾四唐人集版而叹曰‘以此作薪，其味当倍佳也’，按日劈烧之”，刻版遂无存。其遗址为今常熟博物馆。

毛晋（1599-1659年），原名凤苞，字子久。后改字子晋，号潜在，别号汲古主人。常熟（今属中国南部江苏省）人。早年为诸生，屡试不第，遂隐居故里。变卖家产，于七星桥构筑汲古阁、目耕楼，约30岁左右开始经营校勘刻书事业，以收藏和传刻书籍为业，藏书总数达八万四千余册。

他苦心校勘，雇刻工、印工等多人，先后刻书600多种，著名的有《十三经注疏》、《十七史》、《文选李注》、《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津逮秘书》等。有些宋刻本如《说文解字》等因得翻刻而传世。重刻的唐、宋人诗词，多经精校。所刻各书的版心下端均具“汲古阁”或“绿君亭”名。

毛晋刻书为历代私家刻书最多者，且好抄录罕见秘籍，缮写精良，后人称为“毛钞”，极受珍视。著有《隐湖题跋》，并辑《毛诗陆疏广要》。为纪念毛晋在中国文化传播史上的杰出贡献，今正规划重建该阁。

毛晋自己从事著述，编著有《和古今人诗》、《野外诗题跋》、《虞乡杂记》、《隐湖小志》、《海虞古今文苑》、《毛诗名物考》、《宋词选》、《明诗纪事》、《汲古阁书跋》等。

王咸（1591年－？年），字与公，号拙庵。长洲（今苏州市）人，毛晋之友，擅画山水，有沈石田（周）画意。此画上王咸题曰：“子晋社主结藏书阁于隐湖之滨，颜曰汲古。次以甲乙分以四库，非宋元绣梓不在列焉。牙签玉题，风至则琅琅有声也。予寓读湖斋遂盈一纪，所得于翻阅者迨半。壬午秋，子晋出鹅湖素绢，命予作图，因绘此以赠，并系一诗，聊补点染之未备云尔。”诗曰：“杰阁閟深树，不许凡庸跻。藏书比石室，一一函绡绨。甲乙列四库，古香溢缥题。居恒每共登，鱼亥相雠稽。推窗眄绿野，瓜畴接粳畦。百城真自雄，丙夜吹青藜。为君写其照，东壁光应齐。”

2020年10月30日，入选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