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7月，出版中篇小说《苇塘纪事》，描写了抗日战争的一段经历；8月29日，前往上海治病。1951年9月，开始写《烧不尽的野火》；11月，从上海返回北京；同年年底，辞去北京市妇联的工作，把关系转到了北京市委组织部，后又转到了北池子街道。

1952年7月底，前往北戴河休养；同年秋，在《新观察》发表中篇纪实小说《七天》；11月，调至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任编辑、支部书记。1953年9月，前往通县田家府村帮助农村整改，参加蹲点，给农民群众讲解粮食统购统销政策。1954年春，结束农村蹲点，返回北京。

1955年4月底，长篇小说《烧不尽的野火》完成，后更名《青春之歌》；5月3日，前往上海出差；6月，返回北京；8月，开展“肃清胡风反革命分子运动”，杨沫担任了文化部京沪调查组长，去南京、上海外调。1957年至1958年，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编剧。

1958年1月，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正式出版；10月，前往苏联塔什干参加亚非作家会议。1959年初，《中国青年》杂志发表郭开批评《青春之歌》的文章，引发全国展开讨论；10月，电影《青春之歌》公开上映。1957年7月，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素不相识的老大娘》。

1962年，调任北京市文联任作协筹委会副主席。1964年，前往北京房山县南韩继大队蹲点。1966年6月，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之后回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

1967年4月，《青春之歌》再次遭到大规模批判。1969年2月，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揭露为“假党员”，被迫写认罪书。1971年1月，正式恢复党组织生活。1972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东方欲晓》。1978年1月14日，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访问巴基斯坦；3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9月，出版短篇小说集《红红的山丹花》。

1979年5月，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9月，在《浙江日报》发表报告文学《是这样一个人》。1980年6月，发表《东方欲晓》第一部；9月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替刘亚光辩解的文章《这个事情出现在正向四化进军的今天》；10月，发表报告文学《不是日记的日记》；10月22日，返回湖南湘阴县老家；10月28日，与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面谈刘亚光问题；同年当选为北京市文联副主席。

1981年4月，赴美国参加国际女作家代表会议；10月，《杨沫散文选》出版。1982年8月，出版散文集《大河与浪花》；11月，《杨沫小说选》出版。1985年4月，出版传记文学《自白——我的日记》。1986年5月，出版长篇小说《芳菲之歌》；年底，为《小说林》擅自刊登《杨沫的初恋》一文向有关部门提出抗议。

1989年1月，当选为北京市文联主席；9月，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1月，开始为雄县农民王汉秋写信申诉。1990年10月，出版长篇小说《英华之歌》。1991年初，替徐明清写文章辩解；10月8日，《杨沫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小汤山召开。

1991年春至1992年11月，为《梅开二度访杨沫》一文打官司，最后胜诉。1992年至1994年，《杨沫文集》出版。1994年3月，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写提案，呼吁改选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领导班子。1995年5月，写完最后一篇怀念胡开明的文章；12月11日，杨沫去世，享年81岁。

2019年9月23日，杨沫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情感生活

1931年夏，杨沫与张中行相识。张中行是香河县东河屯镇人，当时叫张玄，1909年生。三四岁时就由家庭包办，与一农村女子订了婚，1926年17岁时正式结婚。妻子是个文盲，小脚，相貌平平，性格温顺。张中行在外面上学，只寒暑假回家相聚一下。妻子任劳任怨，洗衣做饭，下地干活，孝敬公婆，恪守妇道。即使后来张中行在北京与杨沫公开同居，这妻子也没一句怨言。

1931年9月初，杨沫动身去香河教书，去香河之前又与张中行见了面。此后，两人开始了频繁的通信联系，感情迅速升温。杨沫与张中行的恋爱，是第一次热恋，很快就怀了孕，但张中行得知后却愁眉不展，杨沫非常敏感，认为自己怀孕后，张中行明显疏远了他，于是赌气离开，不再找他。到了1932年夏，杨沫的肚子在一天天变大。她不好意思住在家中，就悄悄在张中行的住处附近，租了间房子。张中行还常常来看她，可两个人感情上已有隔膜。儿子生下12天后，两人重新同居。

1932年，杨沫与张中行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因病夭折。1936年3月，杨沫与马建民相识，因此产生情愫，随着时间推移，杨沫与张中行的隔阂越来越大，虽然已经怀上了第二个孩子，但是越来越无法忍受学究妻子的生活。1936年6月，杨沫偷跑回北京，并写信要求断绝关系；6月10日，杨沫与马建民结为夫妻；11月，杨沫与张中行的女儿马徐然出生，马建民明知是张中行的孩子，但仍十分疼爱。

1938年冬，杨沫与马建民的儿子马青柯出生于河北。1945年8月3日，杨沫与马建民的女儿马豁然出生于河北。1947年，杨沫与马建民的儿子马波（即老鬼）出生于河北。1977年9月，因矛盾激发，杨沫与马建民分居异地。1985年8月30日，马建民逝世。1989年9月，由双方挚友介绍，杨沫与李蕴昌结婚。

家庭背景

杨沫出生在北京，原名杨成业，在家里排行老二。哥哥杨成勋，长杨沫12岁。二妹杨成亮，小杨沫4岁。三妹杨成芳，即白杨，小杨沫6岁。

杨沫的母亲叫丁凤仪，湖南平江县人，出身书香门第，曾在长沙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俊美出众，懂诗文，远近闻名。杨沫的父亲叫杨震华，湖南湘阴人，出身农家，中过举人，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商科，先后创办新华商业讲习所、新华商业专门学校。他头脑聪明，又懂商业，通过办教育，募集到一大批捐款，很快发达起来，成为大地主。

童年生活

杨沫虽然有亲生父母，事实上却好像是个孤儿。杨沫10岁时，这个富裕家庭开始衰败。因家境的衰落，生活越来越窘迫，杨沫回到家中，常常是有一顿，没一顿，饿肚子习以为常。有时候，家里根本不做饭，上街买几个烧饼，就着酱萝卜，打发了事。等1931年上到初三年级时，父亲为躲债，逃之夭天，全家更加贫困。

参考资料：

革命爱情

爱情是革命题材中不可缺少的主题，知识分子对于爱情一向有着浪漫的期望。《青春之歌》之所以受到大家的广泛关注和热捧，最主要的原因是小说延续了爱情这一永恒的主题，小说讲述了革命战争时期发生在一个小资产阶级女性和三个男性之间的爱情故事。而在“十七年”时期的小说中，女性对于爱情的选择，通常体现出的是她们内心对待革命的态度，她们往往会为了革命而去牺牲爱情。杨沫在其小说《青春之歌》中继续沿袭了年代革命爱情题材小说中“革命恋爱”的叙事模式，表现了女性知识分子对于男性革命者的追崇，但是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它又明显超越那个年代其他革命题材的作品，具有了新的时代特征。

以小见大

知识分子形象

《青春之歌》塑造了一系列具有鲜明形象的知识分子群体。由于阶级出身的不同，对人生所持态度的不同以及思想上的千差万别，他们所走的道路也是各式各样的，比如林道静由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成功脱变，比如余永泽、戴愉就选择了保守或反动的道路。这些描写都紧紧围绕着林道静改造成长的主线，从不同侧面供托、深化作品的主题。通过这些描写，表现了知识分子只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跟着党干革命，献身于人民事业，才有光明的前途。同时从他们的发展和变化还可以看出，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最终必将汇入争取民族和自身解放的时代洪流。

反面人物形象

《青春之歌》中不仅成功塑造了卢嘉川、江华、林红这些英勇斗争、宁死不屈的优秀共产党人形象，同时也描写了一些容易动摇、沉沦甚至叛变的反面形象，这和对革命者的描写形成鲜明对比。比如《青春之歌》里的余永泽、戴愉。他们作为一种典型负载了作者的道德评判，衬托出正面人物形象。

“在大浪淘沙的时代，杨沫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的道路，成为忠诚无畏的革命战士。她和笔下的青年革命者一样，确立了反抗与革命的志向，毅然投身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她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并以这段“一生中最有意义、最为光彩”的经历，锤炼、造就自己，也为创作提供了不竭的源泉。”（当代作家、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评）

“杨沫的一生和祖国的命运、人民的福祉休戚相连，她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献给了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今天，我们正身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时代，要学习她坚定的理想、执著的信念和精神，承担起时代和人民赋予的责任和使命。学习她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人民书写、为时代放歌的创作品质，努力创作出更多的精品力作，激发人们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热情。”（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冰评）

红色经典《青春之歌》家喻户晓，成就了杨沫现代红色经典作家的地位。林道静、卢嘉川这些《青春之歌》中的人物曾经感染和影响了几代人。（《光明日报》评）

杨沫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

2014年8月25日，为缅怀杨沫对中国文学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杨沫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于当日上午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在座谈会上高度评价了杨沫的文学道路、文学成就和在文学组织与领导方面的巨大贡献，充分肯定了其小说创作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杨沫同志亲属和生前好友以及家乡汨罗市的代表，首都文学艺术界代表、文学爱好者等各界人士200多人出席座谈会。座谈会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冰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