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14 13:31
开耀二年（682年）正月，李显被册立为太子的第二年，他和太子妃韦氏的第一个儿子李重照（后文为行文统一，皆用避讳后的名字“李重润”称之）在东宫殿内出生。高宗李治对于这个嫡长孙的到来欣喜万分外，二月十九日，即李重润满月之日，高宗下诏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永淳。
永淳元年（682年）三月十五日（《资治通鉴》载为二十五日），高宗册立李重润为皇太孙，又打算为太孙开府制衙，遂询问吏部侍郎裴敬寻、郎中王方庆的意见。大臣们认为皇太孙设立虽有西晋和南齐旧事可以援引，但是没有太子健在，就为皇太孙另外再设立官属的先例。然而，高宗在为太孙开府制衙一事上异常坚持，甚至提出“由我开创先例”之言，遂命令王方庆等人详细谋划了太孙府属中官员设置。不久后，王方庆上疏请求为皇太孙设置“太孙太师”、“太孙太傅”等太孙府署官，然而，此时高宗又摇摆不定，以此举不合古法为由，迟迟没有下旨补授（然根据墓志考古资料及《旧唐书》记载，皇太孙府属已设立了，详见“人物争议”）。
永淳二年（683年）八月，高宗在东都洛阳准备封禅嵩山，后病重未能成行，遂命太子李显赶赴东都，命李重润以皇太孙的身份留守西京长安，刘仁轨为西京副留守。
李重润的父亲李显，为高宗李治和天后武则天的第三子。自显庆五年（660年）之后，武则天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皇帝无异，时称“二圣”。在此期间，武则天对权力的掌控也在逐渐扩大和巩固，高宗亦难以制止。高宗曾三立太子，但都未善终，李显诸兄多身故或流放，仅余胞弟李旦，李氏宗嗣越发岌岌可危。弘道元年（683年）十二月初四日，高宗在东都洛阳皇宫驾崩，遗诏命太子李显柩前即位。初十日，李显即皇帝位，但李重润并没有按照惯例由皇太孙的身份进位皇太子。李显即位后，重大政事按遗诏皆取决于武则天，然其不甘于受制于武则天，大力扶植外戚韦氏一族，此举引发武则天的不满。
嗣圣元年（684年）二月初六日，武则天以李显一句“我以天下与韦玄贞何不可”的义气之言，将才继位55天的李显废为庐陵王，幽禁起来。两天后，又下令废除李重润的皇太孙府署，并将其贬为庶人，另在别处囚禁。同时，改立幼子李旦为帝，立其子李成器为皇太子。比起李重润皇太子身份问题拖延近两月也没有解决，李成器的身份问题却很快解决了，而李显失位，群臣默不作声，亦可见武则天对于统治权力掌控之深。此后，年仅两岁的李重润失去了尊贵身份，不得不直面十六年囚居生活（关于李重润被贬为庶人后生活地点，史书没有明确记载）。
四月二十二日，武则天将李显、韦氏等人幽囚于房州（今湖北房县），不久又迁往均州（今湖北丹江口），直至垂拱元年（685年）后再迁回房州。载初元年 （689年） , 因避武则天“曌”讳，八岁的李重照改名李重润。
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称帝后，被流放的故太子李贤和二位亲王相继被杀，家族故旧亦遭牵连。李氏宗室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各地李氏宗室的起义此起彼伏，李显一家最初在房州曾度过了一段“制约甚急”的惶恐艰难的日子。后来，武则天的武周政权逐步稳固，对李显一家的管控有所放松。无论李重润是随父亲流放房州或别囚宫中，他的困境亦随着父亲状况的改善而有所松动。
武则天当政以来，武李权力之争从未停息过，李氏皇室后裔遭受了近毁灭性的打击。自天授元年（690年）以来，武则天改李唐为武周，武氏集团在政治斗争占据上风。圣历元年（698年），武则天年事已高，其侄武承嗣、武三思积极谋求太子之位，武则天在“立子”和“立侄”为嗣上摇摆不定。最终，在狄仁杰等重臣的劝说及民心所向的压力下，武则天决定还政李唐。三月，武则天派人将李显接回东都洛阳。九月，复立李显为皇太子。随着父亲李显身份的恢复，李重润与诸兄弟的身份都有所提升，圣历三年（700年）十二月，李重润被晋封为邵王。
李重润的父亲李显虽重获太子之位，但是李重润一家实则处于武李冲突的风暴中心。圣历二年（699年），武则天为进一步调解李氏与武氏的矛盾，曾召集两族子弟，在明堂盟誓，要两族和睦共处，然实则为无奈之举。李显深明母皇武则天的心意，积极与武氏一族联姻，二女分别嫁给魏王武承嗣和梁王武三思的儿子，通过儿女姻亲，讨好武氏集团，稳固太子地位。
大足元年（701年），武则天因病久不视朝，朝政事务多由宠臣张易之、张昌宗两兄弟把持。邵王李重润与妹妹永泰郡主、妹婿武延基在私下议论二张肆意出入内宫，把持朝政之事，交谈之中李重润又与武延基起忿争。然而此事不久遭人告发（一说告发人为其兄李重福，李重福的妻子为张易之的甥女），被二张兄弟得知。二张兄弟随即将此事报告给武则天，武则天听闻后大怒，于九月初三日，将三人杖杀（关于李重润死因还有“武则天逼令自杀”、“太子李显缢杀”等说法，详见人物争议），李重润死时年仅十九岁。
李重润生前以孝友知名，又死非其罪，大为当时士人所悼惜。神龙元年（705年），其父李显复位后，随即为李重润平反昭雪，追赠其为皇太子，谥号“懿德”，将其灵柩从洛阳迁回长安，同时为其聘娶国子监丞裴粹之亡女裴氏举行冥婚。神龙二年（706年）四月二十三日，李显将其与太子妃裴氏合葬于乾陵之侧，并给予“号墓为陵”的最高礼遇。此外，李显还为儿子李重润设立寺庙追福，由朝廷四时祭祀。
李重润从一出生，就被裹进了李、武之争的风浪中。他满月后被立为皇太孙、开府，实际上是其祖父（高宗李治）为稳固其父（中宗李显）太子地位，避免李显像前两位太子那样被武则天清除。然而随着武则天逐渐掌握朝政大权，李重润皇太孙的身份轻易地被剥离，以庶人身份开始十数年的囚居生活。至其父再次恢复太子身份，不足三年又因私议二张（张易之、张昌宗两兄弟）专权之事获罪身死。李重润生前种种不幸与武周时期武李之争关系密切。李重润轻言获罪一事，是对明堂盟誓的冲击，武则天对朝臣的态度开始转为猜疑、防范，这增加了李唐皇室的焦虑与不安。加之二张作为武则天的代言人，在李重润身死一事中负有无可推脱的罪责，使得二张与李唐宗室的冲突加剧，转而与武氏外戚结为奥援。李重润身死后的这一系列变化，都促使忠于李唐的朝臣及宗室更加积极地联合、筹谋，最终推动了神龙政变的爆发。此外，李重润作为中宗与韦皇后唯一的嫡子，他的死亡导致韦皇后猜忌诸庶子。韦皇后先后通过中宗放逐庶长子李重福，轻慢、猜忌太子李重俊，在一定程度上致使中宗合适的继承人被排挤出最高权力层或身故。到了中宗一朝后期，韦皇后联合武三思，不断壮大自己政治势力，打压李唐宗室，持续干预朝政，为唐隆政变身死埋下祸根。
李峤《懿德太子哀册文》：“川宝岳秀，虹辉电精。舞象得元，佩觿闻道。刻舟敏遽，牵衣慧早。箭获暗体，理识冥资。心韬锺律，情含蔡蓍。曰仁曰孝，非训非师。宽惠深博，温良肃祇。”
关于李重润和李重福的齿序存在争议。根据《旧唐书》中对于李显诸子的记载，明确指出李重润为长，李重福为次。然而，在李重福因叛逆被杀的记录中，《旧唐书》《新唐书》都记载李重福死时为三十一岁。李重福谋反为景云元年（710年）八月，那么其出生应不晚于永隆元年（680年），明显早于李重润出生的开耀二年（682年）。
《旧唐书》卷5《高宗纪下》、《唐会要》卷4“皇太孙”条目、《新唐书》卷81《懿德太子传》以及《资治通鉴》卷203都记载了高宗在皇太孙满月之后，首先提出设立皇太孙府的想法，并在其坚持下，群臣开始谋划开府事宜，只是高宗因某些顾虑，最终放弃了设立皇太孙府署的设想。但《旧唐书》卷86《懿德太子重润传》则明确记载高宗确实设立组建了皇太孙府署，配置僚属从官，只是因皇太孙父亲中宗被流贬，其府署建置才被废黜。此外，拜根兴等人根据唐人墓志资料，发现有3块墓志记载墓主曾任皇太孙府的从事或主簿，提出唐高宗确有设立皇太孙府署，而史料记载差异可能与武周时期酷吏政治的血雨腥风，国史馆处于极度混乱状态有关。
李重润因私下与妹妹永泰公主、妹夫武延基谈论张易之兄弟恣意出入宫禁之事，最终获罪被杀。然而他如何被杀史籍记载有差异。《廿二史劄记》卷18指出：《新唐书》本传记载为“（武）后怒，杖杀之”，《武延基传》则记录为“与重润等窃议，皆得罪，缢死”；《旧唐书》中《张易之传》则载为“重润等窃议二张，后付太子自鞫，太子并缢杀之”，《武延基传》则记载为“武后咸令自杀”。两部史书，有四种记载，《廿二史劄记》作者赵翼认为，可能是中宗迫于武则天的威势，杀子或是令子自尽，而《新唐书》记载为武后杀之，是“直截”的写法。学者曾立人提出更详细的推测，即李重润虽被逼令自杀，但行刑之前，先行敕杖，李重润可能在受敕杖时即行“殒毙”。
关于李重润因何被杀。除了史书记载的私议二张之事外，现代学者根据史料认为武周一朝，大臣数次排挤二张，武后虽不悦，但也并未因此责罚他们，那么懿德太子之死或许就另有原因。赵文润、黄光任、李吉雄等人认为懿德太子与武延基之死是由于两人谈话后期的纷争，这一举动违背了武后“李武共存”的意愿，犯了李武之争这个大忌，圣历二年（699年）明堂盟誓对这一事件有直接推动作用，故无论武则天、中宗或满朝文武都无法为其开脱或求情 。
神龙元年（707年），唐中宗李显为早亡的儿子李重润追福，将长安城延寿坊南门西边的一所隋朝旧庙——慈门寺，改作装修，重绘壁画，改名为懿德寺，并设立专门的庙令，四时祭典。天宝六年（747年），朝廷将李重润与章怀、节愍、惠文、惠宣等已故太子集于“七太子庙”，统一祭祀。
主词条：懿德太子墓
李重润墓位于陕西乾县乾陵东南隅。1971年发掘。该墓地表有双层覆斗形封土，周围设围墙。墓全长100.8米，由墓道、6个过洞、7个天井、8个小龛、前甬道、后甬道、前墓室、后墓室八部分组成。墓壁满绘壁画，约400平米，色彩绚丽，画中人物姿态各异，真实地反映了唐代宫廷的日常生活。墓道两壁以阙楼城墙为背景绘太子出行仪仗，第一、二天井绘列戟，为天子之制。该墓已遭盗掘，仍出土文物1000余件。
《旧唐书·卷八十六·列传第三十六》及《新唐书·卷八十一·列传第六》有传，《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卷第二百七有相关记载。
中宗复位后，为李重润建庙祭祀，创作了五首祭享乐章，分别为《迎神》《登歌酌鬯》《迎俎酌献》《送文舞迎武舞》《武舞作》，存于《乐府诗集》《全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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