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在灭北汉之后，曾经两度出动大军进攻辽，企图把契丹贵族势力逐出长城，可是全都失败了。北宋景德元年（1004），契丹大举攻宋，一直打到黄河北岸的澶州（又名澶渊，今河南濮阳县西南）附近，后于景德二年（1005）与辽朝缔结澶渊之盟，宋方每年给契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史称“岁币”，两国皇帝互称兄弟，保持了百余年和平。辽宋双方在边境设立榷场进行贸易，推动了经济文化交流。北辽时期宋企图攻占幽州，被击败。耶律大石西迁后，西辽联络南宋反金未成。

北宋对党项贵族的战争也多失利，宋仁宗康定元年到庆历二年（1040年～1042）期间，西夏皇帝元昊对宋方又发动多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双方损失都很大，结果在1044年订立和约。宋万每年给西夏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叶三万斤，叫做“岁赐”。契丹乘机要挟，宋方又增岁币银绢各十万，先后合计五十万两匹。

宋夏和约订立后，西北边境平静了二十多年。到1066年（宋英宗治平三年），西夏又开始挑衅，战争不断。元丰四年（1081）的北宋五路伐夏，双方损失惨重。

女真兴起后联络北宋达成“海上之盟”，联合攻辽，后联盟破裂，1127年金灭北宋，史称“靖康之变”。南宋多次北伐与金多次南侵均未果，后双方达成“绍兴和议”，期间双方也有官方正式往来和边境贸易。大蒙古国兴起后，蒙金战争期间，南宋联合蒙古灭亡金于蔡州。

因金朝背叛金宋盟约，宋朝无奈联合蒙古国灭金国。

红袄军战力强大，长期与女真敌对，李全父子都曾为了抗北附宋。

诸葛元声《滇史》卷8记载: “宋太祖建隆元年(960), 蜀主孟知祥死。孟昶继之, 不理国事, 日务奢侈, 委任非人。大理觇知之, 欲乘衅攻蜀。高侯独不可, 言: ‘蒙诏强盛时与吐蕃连兵, 尚不能侵夺巴蜀, 卒以黩武酿内变, 宗杜不保。今闻周主柴英明, 削平僭乱, 孟蜀必为所并。吾国第当修辑城堡, 练兵养民, 以观时变。何必劳师远征, 启衅召祸。’思聪从其言, 不敢入犯中国。”

唃嘶啰是宋朝良马供应地，长期保持友好关系。

侬智高（1025—1055年），北宋时期安德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靖西县安德镇）人，该州物产富庶，尤以金矿为最，其“地产金一两，直一缣。” 自从宋初交趾（今越南）自立为国后，“广源虽号邕管西羁縻州，其实服役于交趾。”如1039年夏，广源州一次就被迫“献”给交趾一块重达一百一十二两的生金。“交趾赋敛无厌，（广源）州人苦之。”侬智高系北宋广源州蛮人首领。庆历元年（1041年），侬智高在傥犹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靖西县，当时辖安德等州，不属广源州管辖）建“大历国”，与交趾李朝相抗衡。同时，侬智高向宋朝请内附，以求获一职统摄诸部，抗击交趾掠夺，遭拒，遂在家乡安德州建立“南天国”，称仁惠皇帝，年号景瑞。其多次击退交趾入侵，但再三请求归附宋朝未果。皇佑四年（1052年）四月，侬智高举兵反宋，五月，破邕州，改国号为大南国，年号启历，数败朝廷征剿之兵。次年正月，侬智高败于狄青，后流亡大理，不知所终。

两宋时期，统治朝鲜半岛的是王氏高丽（918年～1392年）。北宋统一后，两国关系密切。高丽曾屡次向北宋馈赠良马、兵器、弓矢、金器、铜器、大布、人参、硫磺及药材等等，还多次派遣留学生来中国学习文化和技术。宋朝也厚待高丽来使，并派使臣去高丽报聘。

两宋时期，到中国求法和留学的高丽僧人非常多，他们受到中国有关方面的礼遇和照顾，在两国文化交流上，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中国的影响下，朝鲜很快学会了雕板印刷技术。两宋时期出现的活字印刷术，大约在13世纪初传入朝鲜，朝鲜人改铸成铜活字。后来，这种新兴的印刷术被朝鲜政府所采用，为称誉于世的李氏朝鲜铜活字打下了基础。

在宋代，中日交往相当密切，明州一直是双方交通的门户。

当时从日本输入的货物，主要是木材、黄金、硫磺、水银、砂金和各种手工艺品。中国黄金的价格比日本高，因此日本的黄金大量输入中国。黄金的大量输入，有利于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日本制造的宝刀和纸扇，素负盛名，输入后深得宋代士大夫的喜爱。输住日本的商品，主要是瓷器、丝绸、香料、药材、书籍、文具以及铜钱等。

北宋初和神宗时，准许铜钱出口。特别是日本镰仓时期（1185年～1333年），商业发达，而其国内币制紊乱，铜钱质量低劣，所以对中国钱币需求十分迫切。南宋理宗时，日本政府一次就从中国运去铜钱十万贯。 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全国28处出土的中国铜钱，自唐至明共为55.3万余枚，其中北宋钱占82.4%。至于书籍，也不断传入日本。如北宋太宗时，中国的雕版印本《大藏经》等大型书籍，由日本僧人乘中国商船带归，藏于京都法成寺。雕板书的大批输出，对日本的印刷事业，也影响颇大。

在文化交流方面，两国僧徒的频繁往返也起了重要作用。日本名僧荣西，曾于1168年和1187年两次来中国，他不仅把禅宗输入日本，还将茶种带回日本，并著《吃茶养生记》二卷，对茶叶在日本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两宋时期，越南存在了几个王朝，有时称安南，有时称大越。他们都和宋朝保持了密切的交往。

宋代输入占城的商品有草席、凉伞、绢扇、漆器、瓷器及铅锡等，越南人使用的纸和笔，也是由宋朝输入的。而越南的木棉（棉花）、占城稻等，同样受到宋朝的欢迎。

在文化交流方面，中国的文字对越南有很深的影响，越南曾长期使用汉字。在13、14世纪之交，越南人创造了自己的文字，称为“字喃”。“字喃”是以汉字为素材，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造字方式来表达越南语言。此外，中国的医药对越南也产生很大影响。

两宋时期，中国和柬埔寨、缅甸、印尼的交往非常密切。成书于1225年（宝庆元年）赵汝适的《诸蕃志》，对于来中国贸易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有相当详细的记载，在这本书中所提到的新拖（在爪哇西部）、苏吉丹（在中爪哇）、三佛齐等，都在今印尼境内。中国输出的商品，主要是丝织品、茶叶、瓷器、铁器和农具等。对方主要输出的商品是沉檀香、茴香、犀角、象牙、珍珠、水晶等。

此外，两宋时期，中国和亚洲南部的印度等国，也都有密切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两宋时期，中国和西亚地区的关系有进一步的发展。

当时中国贩运到阿拉伯地区的货物，主要有丝织品、瓷器、纸和麝香。中国的广州、泉州、扬州，则是阿拉伯商人频繁往来的地方，他们通常贩运香料、药材、犀角、珠宝到中国，再收购丝绸、瓷器等商品。当时在广州、泉州城内，还居住着许多阿拉伯富商。阿拉伯人把阿拉伯文化，如天文、历法、医学等介绍到中国，又把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

中国的造纸术、炼丹术、火药、指南针等，就是由他们先后传播到非洲和欧洲，对西方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东非海岸的摩加迪沙、布腊伐、桑给巴尔、马菲亚岛、基尔瓦群岛等地，都不断发现唐代和宋代的钱币；在格迪、奔巴岛、桑给巴尔、坦噶尼喀和基尔瓦群岛，也曾不断发现宋代的瓷器和瓷器的碎片。这些都是中国和非洲海上交通的历史见证。

由于和非洲接触的增多，中国对非洲有了较多的认识。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和赵汝适《诸蕃志》两书，对于非洲几个国家的记载都有较丰富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