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23日，教育部根据行政院2月18日训令，下令将国立山东大学暂行停办。学生大部分转入国立中央大学，个别转入其他大学，在校职工造册送部，另行分配工作。图书、仪器、机械分别暂交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中央大学、国立中央工业职业学校保管使用。3月15日国立山东大学校产保管处成立。6月，教育部下令解除林济青国立山东大学代理校长职务。至此，国立山东大学告一段落。

复校直至建国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全国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国立山东大学校友会，奔走呼号，并请杨振声、赵太侔等前任校长及党政名流联名致电，恢复国立山东大学建制。

1946年，国立山东大学复校，南京政府教育部委派赵太侔为国立山东大学校长。同年，增设历史学系、动物学系、植物学系、地质矿物学系、电机工程学、农艺学系、园艺学系、水产系等。

1932~1938

1932年9月初，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决定将国立青岛大学校名改为国立山东大学，并准杨振声校长辞职，以教务长赵太侔升任。9月30日，南京政府正式任命赵太侔为国立山东大学校长。

赵太侔接任校长后，在原有基础上，“遵循仿效”前任校长杨振声治校成规，更加重视广聘专家学者，充实教师阵容，致使国立山东大学成立之初，就形成了阵容整齐、水平较高的师资队伍。当时文科不但有闻一多、梁实秋、黄敬思、张煦、洪深等知名教授，理科也有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如理学院长兼数学系主任黄际遇教授，早年留学日本和美国，回国后曾任中山大学教授、河南教育厅长、河南中山大学校长。物理系主任蒋德寿教授是留学英国的物理学家，任之恭教授是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化学系主任汤滕汉教授，是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德国政府优等药化学师。生物系主任曾省教授，是法国里昂大学博士，著名寄生虫学专家；刘咸教授是英国皇家学会生物学博士，在国际上也负声誉；童第周教授是比利时比京大学动物学博士，著名的组织胚胎学专家。

1932年夏，教育部接受山东省政府建议，成立了国立青岛大学整理委员会，进一步研究学校的院系设置和发展方向等问题。国立青岛大学整理委员会决定，将教育学院停办，学生大部转入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少数转入本校中文系；增设工、农两学院。工学院暂设土木工程学系和机械工程学系。农学院设于济南，设研究、推广部，暂不招本科生。研究部从事山东地方主要农产的改良，设研究生若干人，以国内大学农科毕业生充任，在教授指导下从事研究；推广部以向民间传播研究成果为主旨，并附设农业传习所，专收农家子弟，实习改良农作。将文、理两学院合并为文理学院，数学、物理两系合并为数理学系。

一年的实践证明，数学、物理虽不分系，也须分组，故下学年起两系又重新分开。农学院至1934年度才正式开办，并聘原生物学系主任曾省担任院长，但因经费缺乏，始终未招本科生。至此学校的院系设置基本固定下来。

国立山东大学的院系设置有自己的特色，曾经得到蔡元培先生的赞许：“山大还有几点特色，是其他各大学少有的……第一，文学院与理学院合并为文理学院――因为文理不能划得界限太清楚了，譬如有许多课目，过去都划在文科里，却都归为理科了；如果文理两院合并，自然可以使文科的学生不致忽略了理科的东西，理科的学生也不致忽略了文科的课程。所以，山大合并来办是非常好的。第二，是理工两学院都在一起来办――我们知道工与理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工就是理的应用，理就是工的基础，两个东西是不应分开的。山大将两院在一起来办，自然很经济，而且很容易得到好的成绩的。第三，是农学院能按照本省的农业情形，加以研究，再想法来改良和发展本省的农业，这也是非常适宜的。

国立山东大学非常重视教学工作，把教学放在首位。由于师资力量较强、水平较高，当时的课程大多由教授担任。特别是一些基础课主要由教授担任，如闻一多曾为一年级学生上大一国文，梁实秋曾为一年级学生上大一英文。 据当时的一些学生回顾，学校大多数教授工作勤奋，态度诚恳，诲人不倦，教学质量甚好。如杨振声、闻一多、洪深、老舍等教授讲课，内容充实、分析深刻，富有时代气息，生动感人，引起学生的广泛兴趣。汤腾汉、童第周、王宗清等教授讲课，既有科学先进性，又经过反复实验，有自己的创见，使学生大受启发。学校对学生平日学习和考试的要求虽然都很严格，但使学生感到是教师在激励自己、爱护自己和精心培育自己，从而能做到师生间亲密无疏，思想共鸣。学生既尊敬老师，又能专心致志、刻苦学习，严谨笃实成风。

学校在教学上很重视基础，同时也根据教授的专长，广开选修课程。如1932年中文系所开课程，必修课有：大一国文，名著选读，文字学，中国文学史，先秦文，音韵学，诗学概论，中国小说史，汉魏六朝文，词学概论，目录学，中国文学批评史，戏曲概论，唐宋以降文。选修课有：中国学术史概要，毛诗学，楚辞学，赋学，乐府诗研究，说文研究，古器物学，音韵学史，经、史、子专书研究，中国古代神话，古文字学，唐宋诗，汉魏六朝诗，诗、词、文家专集。这些课程，在当时一些大学来说，是属于门类齐全的，体现了学校以文科见长的特色。生物系也以其师资优势和青岛的地理条件，开设动植物学、人类学、鱼类学、昆虫学、遗传学、组织学、胚胎学等十五门必修课，动植物学研究、经济植物、进化论、细胞学、藻类学、海洋学等十三门选修课。这在当时全国大学的生物系中，也是课程较全、水平较高，并且有自己特色的。

教师们在教学中特别重视基本功的训练。如姜忠奎讲授文字学，就要求每个学生都得篆写《说文解字》五百四十部的部首。黄孝纾讲授古典诗文时，讲文章，就要学生摹写文章；讲诗词，就让学生练习作诗、填词。这种教学方法，学生自然学得扎实。

教师们还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独立钻研的精神。在这方面，以中文系丁山教授表现最为突出。他要求学生读古书时不看、或尽量少看前人的注释，避免为旧说所囿，让古人牵着鼻子走。教师们还很注意培养学生熟练使用工具书的能力。在学生寝室中，大都备有《说文解字》和《广韵》等工具书，学生们在阅读唐宋以前的古籍时，都能够熟练地使用它。

学校在教学和研究中还重视联系实际，力求为工农业生产尽些力量。如化学系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中，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对山东药物进行过研究和解析，对青岛印染业进行具体考察和探讨，既做到为生产服务，又有较好的教学质量。生物系对海洋生物进行重点调查研究，为开发祖国海洋事业提供科学资料和数据。农学院对莱阳梨病虫害的防治，对山东棉花品种的改良，都列为专题，指定专人，订出计划，深入现场进行研究，甚受欢迎。有的业务部门拨出经费，派人参加，共同协作。这种把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直接纳入教学和研究工作中的做法，确实是难能可贵的。1934年4月，教育部派员到学校进行视察，视察结束后，教育部的训令中指出：“查该校近年设施，尚能秩序稳进，殊为可嘉。文理学院以理为主，而以中国文学及外国文学两系辅助中外文语文之基础训练，事属新创，用意尚佳。化学方面注重中国药材分析，生物方面注重海滨生物之研究，至为切当。”

与此同时，学校还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研究学术的兴趣与能力。在这方面，生物学系教师表现最为突出。生物系学生从二年级起，就各授以题目，在教授指导下，从事研究。不少学生写出了具有相当水平的文章。如本校出版的《科学丛刊》第一期（1933年1月出版），共有19篇文章，该系学生就占4篇，即《捕章鱼之调查》（张奎斗）、《青岛产前鳃类介壳之研究》（肖庆恒）、《青岛蛙与蟾蜍之研究》（任树棣）、《青岛的棘皮动物》（高哲生）。

为了发扬学术民主，提倡不同学派的争论，活跃学术空气，学校在办学初期曾在每星期一“总理纪念周”的集会上，增加学术演讲一项，后又把它正式定为学术演讲时间，由学校、院系负责人及教师们作演讲。并且，还利用青岛的地利条件，邀请一些著名专家、学者来校讲学和做学术报告。如蔡元培、秉农山、冯友兰、顾颉刚、罗莘田、倪尚达、经利彬等，都曾到校讲过学或作过学术演讲。据不完全统计，自1931年10月至1937年5月，各次学术演讲全文或摘要在校刊上发表的，就有206篇。通过这些活动，师生们开阔了视野，活跃了思想，从而推动了教学科研工作的开展。

为了开辟学术园地，发表师生的科研成果，学校曾于1933年及1934年先后创办了学术刊物《科学丛刊》和《文史丛刊》，但前者只出两期，后者仅出一期。与此同时，为了切磋学术，练习写作，学生中组织了各种学术、文艺团体。有的还出版刊物，发表文章与作品。其中影响较大、成绩较为显著的，是励学社与刁斗文艺社。前者于1934年1月创办综合性杂志《励学》半年刊，前后共出7期，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以至蜚声海外，连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也曾致函该社，全份订购该刊；后者亦同时创办不定期文艺刊物《刁斗》，共出两卷6期，在第二卷第一期内，还载有周学普先生所译列宁的一篇文章：《作为俄国革命之镜的托尔斯泰》。此外，还有一些学术、文艺团体与报社协作，出版周刊，随省、市各报发行。如素丝社出版的《素丝》周刊随山东日报发行，征程文艺社出版的《社会与文学》周刊随青岛晨报发行，潮音文艺出版社的《潮音文艺》周刊随济南民国日报发行，文刊编辑社出版的《文刊》周刊、新文学会出版的《新地》周刊以及大众科学社出版的《大众科学》周刊，随青岛民报发行。这些周刊的出版，对促进山东文艺的发展以及在普及科学常识方面，起过一定作用。 国立山东大学时期，由于师资力量，水平较高，设备较为完善，所以，学生的质量远比私立青岛大学、省立山东大学时期为高。这可从学生数次参加自然科学考试竞赛获奖一事得到证明。中山文化教育馆，为鼓励国内青年研究自然科学，特设中山奖金一项，曾于1934年和1935年举办两届征文考试竞赛。第一届以生物学为主，有15所大学各选4名学生参加，共录取特等生6名，甲等生8名，乙等生11名，丙等生17名，丁等生1名。山大选送的4名生物学系学生全部录取，其中特等1名（张奎斗），奖金100元；甲等2名（高哲生、庄孝僡），奖金各60元；乙等1名（刘萃杰），奖金30元。如将每等成绩合成百分数，则山大成绩应占特等的17%，甲等的25%，乙等的9%。第二届自然科学考试竞赛，以物理学为主，分考试竞赛及征文两部分，征文又分著作及译述两种。规定全国各公、私立大学各选3名物理学系学生参加竞赛；征文部分各选两名，但须在各大学物理学系毕业并在有关学术机关服务者才能参加。山大参加考试竞赛的3名学生，田金棠获得甲等奖学金70元，金有巽、章琨各获得乙等奖金40元；征文部分，许振儒获得著作类甲等奖金140元，王寿衡获得译述类丙等奖金80元。此次竞赛结果，山大选送5人，全部入选。此外，原毕业于山大化学系并留该系作助教的勾福长，曾于1937年3月，以《制造骨胶之研究》一文，荣获严特约纪念工业化学征文第一名（本届征文仅取2名），得奖金200元。本届奖金主持人还函告学校，表示要将这篇论文在国内著名化学杂志上发表。同年，化学系助教郭质良(该系毕业)，以《山东酒曲之研究（三）》及《中国化学工程》等论文，荣获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本届特种科学奖金500元。当时申请此项奖金者达200余人，而得奖者仅10余人。。

国立山东大学时期，山东大学共招收八届学生，毕业四届，因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奉命停办，后面四届学生转入中央大学和其他大学毕业，有的没有毕业就参加了革命工作。

国立山东大学校址，系接收原私立青岛大学旧址，经与青岛市政府多次商洽缩减，尚有410亩，校舍12座，除大礼堂及十至十二校舍为平房外，其余尽属楼房。在济南，原省立山东大学接收的农工矿商法医六专门学校校址，先后分拨山东各机关应用，仅留农专一处给山大，有宅基及桑果苗林等共365亩，房舍620间。山大农事试验场即设于此，后改为农学院。

国立山东大学文理、工两学院八个系全在青岛，原有校舍不敷应用，建筑又无专款，只得预储款项，以为建筑之用。这一时期，先后建成的主要建筑物有科学馆（1933年3月）、体育馆、工学馆、水力试验室（1935年11月）、化学馆（1937年7月）等。自1930年至1935年度，建筑用费近四十万元，占同期经费支出的14．6%。这些室馆的兴建，表现了当时学校偏重于发展理工的趋向。化学系、工学院都有自己专用的系馆，数学、物理、生物三系合用科学馆，而中文、外文两系仍在旧楼。这些建筑告成后，基本上解决了教学用房及实验室紧张的状况。

国立山东大学图书馆成立于1929年12月，当时所藏图书，是从前私立青岛大学和原省立山东大学接收过来的，为数极少，而大半是旧日课本，多不适用。国立青岛大学成立后，大量采购中外文图书，至1936年度，图书总数已达87，805册。其中中文图书65，287册，外文图书22，518册，中外文杂志1，208种，54，116册。至1935年度，图书用费共计213，383．54元，占同期经费支出的8%。由于经费不足，山大在采购图书时，更加注重质量。为此，专门设立了图书委员会，规定各系所需要的参考书，必须由系主任签字负责，然后交图书委员会审查通过，再由图书馆在各系的图书预算项下统一定购。

山大不只重视采购已经出版的精良图书，也对本省的先颖硕儒著作抄本努力搜求。如栖霞牟陌人曾著有《诗切》未刊，由图书馆借来手抄本抄录存馆；又有即墨黄宗昌著《崂山志》已刊行外，其家尚存有《崂山丛谈》和《崂山艺文志》，皆为原稿手抄本，尚未刊行的，均借来抄录存馆。外文图书，曾重点采购各种版本的莎士比亚名著，有许多珍本入藏。西洋定期刊物，如英国的Contemporary Review、 Fortnightly、Nineteenth Century, 美国的Current History、Foreign Affairs等，均补购了整套杂志，这在其他大学也是不多见的。

20世纪30年代，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国民党反动派对外屈膝投降，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国立山东大学学生不断爆发反帝爱国运动。赵太侔校长对学生运动甚感不满，唯恐搅乱教学秩序，招惹事端，采取劝服和压制的手段，因而遭到学生强烈反对。尤其在“一二·九”运动时期，赵太侔凭借校长地位，通过校务会议，两次开除进步学生，引起了学生和多数教职工的极大不满。再加上山东军阀韩复榘为了夺取山东大学，自1936年1月起，借故将省协助山大经费每月减为15,000元（原为每月30,000元），为学校制造经济困难。困境中，1936年3月，赵太侔被迫离校向教育部提出辞职，教育部于28日复电慰留无效。赵太侔在离校之前，于3月13日主持了最后一次校务会议，推举张怡荪、陈之霖、张逸樵三人为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临时主持校务。6月27日，教育部训令，赵太侔辞职照准，暂由校务常务委员代理校务。

1936年7月9日，教育部下令由林济青来校代理校长。林济青曾任私立齐鲁大学教务长兼代理校长，时任山东省府委员。林济青洋官气十足，政客军阀作风严重，引起一部分教师的不满，加上国难当头，时局动荡，一些知名教授相继离校，教务长、总务长、各院院长及各系主任也大都易人。这期间，除未走的教师外，又陆续新聘教授、副教授、讲师30余人，并添建了化学馆，教学科研工作虽然照常进行，但学校已出现由盛变衰的迹象。

1937年11月，因战事波及到了山东，学校被迫由青岛迁往安庆，不久又迁至四川万县。图书、仪器、案卷等分三批运出：第一批257箱运至西安，旋又转运万县（宜昌）；第二批837箱运至浦口，因南京失陷，全部丢失；第三批16箱运至汉口，转运万县。未能运出的财产，日军占领青岛后，将全部校舍作为海军司令部，除占用家具外，其余图书、仪器、家具等物，全部被焚毁。

学校在万县上课不久，1938年2月23日，教育部根据行政院2月18日训令，下令“将国立山东大学暂行停办”。学生大部分转入国立中央大学，个别转入其他大学，在校职工造册送部，另行分配工作。图书、仪器、机械分别暂交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中央大学、国立中央工业职业学校保管使用。3月15日国立山东大学校产保管处成立。6月，教育部下令解除林济青国立山东大学代理校长职务。至此，国立山东大学告一段落。

1946~1949

国立山东大学因抗日战争爆发而停办，又随抗日战争胜利而复校。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全国各行各业百废待兴。从教育界来说，复员教育、振兴华夏已是当务之急，但国民党政府却忙于“劫收”和准备内战，对于复员教育并不积极。当时，散处各地的以汤滕汉为代表的山东大学校友，以发展教育、不忍母校长期中断之热诚，自动组成“国立山东大学校友会”，奔走呼号，并请杨振声、赵太侔等前任校长及党政名流联名致电，共同向国民党政府请求在青岛迅速恢复山东大学建制。在有识之士积极声援下，国民党当局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决定恢复山东大学。山东大学内迁停办8年之久，终于在1946年春天于青岛复校。

1946年1月，南京政府教育部委派赵太侔为山东大学代理校长，2月份正式任命赵太侔为校长，负责复校事宜。山东大学的复校工作在赵太侔校长的领导下开始正式进行。

一个大学，在其奠基阶段，能否谋得一个较强的师资阵容，是这个大学以后能否振兴的关键，赵太侔校长到校后，立即通过多种渠道延聘专家、学者到校任教，除聘请原在山东大学工作的教师回校任教外，还聘请了一另外些知名的专家、学者，有的甚至登门聘请。当时先后受聘的学术界著名人士有：朱光潜、舒舍予（老舍）、游国恩、王统照、陆侃如、冯沅君、黄孝纾、丁山、赵纪彬、杨向奎、萧涤非、丁西林、杨肇燫、童第周、曾呈奎、王普、郭贻诚、王恒守、李先正、刘遵宪、朱树屏、严效复、杨宗翰、郑成坤、李士伟、沈福彭等。这些专家学者，除朱光潜、游国恩因客观原因未能应聘，舒舍予虽应聘后因赴美未能到校外，其余均于1946——1947年先后到校，分别担任各系教授，有的兼任院系负责人，使山东大学复校后有了较强的师资阵容。这就不但保证了复校后的教学质量，而且为学校日后的发展和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收复校舍是山东大学复校过程中的重大难题。学校原有校舍，青岛沦陷时多为日军占为兵营，抗日战争胜利后又为美军占用。在收复校舍的过程中，工作艰巨，极费周折。当时，学校的总务长兼复校委员会主任周钟岐，临时觅定胶州路伪东亚医院旧址为复校办公处。为了收回青岛的原有校舍，周钟岐总务长不辞艰辛，据理力争。赵太侔校长赴青后，也积极奔走，亲自找美军驻青司令交涉。在交涉过程中，美军以救世主自居，态度蛮横，竟把占住的山大校舍说成是他们从日军手中得来的“兵营”，声言“万难让出”。在多次交涉无结果的情况下，周钟岐总务长急中生智，想法对付美军蛮不讲理的态度。他商请青岛《民言报》编辑（兼美国合众社的驻青访员）用合众社访员的名义发一新闻稿，并在报上登出。内容是：山东大学复校万事就绪，专候美军让出校舍即能上课云云。美军迫于公众舆论的压力，又怕受到世界舆论的指责，方将所占用的校舍先行交出欧阳路一处，复校筹备处遂由胶州路迁入办公。后经进一步交涉，又将鱼山路五号、大学路三号、武定路廿九号、德平路四十号和四十二号、绥远路十八号、广饶路四号至九号及广西路等处一并交回学校使用。八月初，校方又与美军在青岛敌伪产业处理局签订协议书，言明一俟美军撤离，再将大学路原校舍交回。学校收回上述校舍后，确定鱼山路五号为大学本部及文、理两学院院址，武定路及德平路作为先修班之用。大学路三号及欧阳路作为教职员工宿舍。当时这些校舍仅勉敷应用，直至青岛解放美军撤离，原有校舍方全部收回。 抗战前，山东大学只有文、理、工三个学院八个学系。复校时，曾想设六个学院三十个系，后从当时的实际出发，将学校扩充为文、理、工、农、医五个学院十四个学系。各院系的设置情况是：文学院，分设中国文学系和外国文学系（以后又增设历史学系）。理学院，分设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动物学系、植物学系、地质矿物学系。工学院，分设土木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农学院，分设农艺学系、园艺学系、水产系。医学院，不分系。另外，还附设一个大学先修班和高级护士学校。 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山东大学开始招生。在招生过程中，按照教育部多设考区的规定，学校除在青岛招生外，还在北平、南京、上海、西安、成都、重庆、济南七地设立招生办事处。各地高中应届毕业生及失学青年，听说山东大学招生，踊跃报考。计各考区考生5871人，经初试和复试，共录取本科生518人，先修班学生185人。

由于坚持对学生严格要求，复校后招收的学生，绝大多数是符合录取标准的，并做到优中选优。

图书仪器是办学的重要设备。复校时，学校留存在青岛的物资早已荡然无存，内迁四川并入中央大学的图书仪器，又因交通阻滞，运输困难，至10月底始运回青岛，总计仪器六十余箱，图书九十余箱。六十余箱仪器多已残损，无法使用；九十余箱图书，计有西文书3398册，线装书5166册，此即是学校的教学设备。后经学校请准青岛市敌产处理局，接管德日文书籍6674册，代管中国工程学会日文书籍5349册，又有私人赠书约2000册，复购到中西文图书8321册。至此，图书方面较前稍有充实。

复员经费是筹备复校过程中最困难的问题。复校时，不仅校舍、实验工厂等需要修建，而且一切设备均需重新添置。因此名为复校，实则新创，仅修建、设备两项费用，至少需法币三十二亿七千万元（折合美金九十七万三千元）方可敷用。教育部原定拨给学校的修建费仅七亿元，不仅难以恢复旧观，且无法按时开课。为此，赵太侔校长多次致电教育部，再三陈述困难，才追加复员经费一亿五千万元。经费寥寥，不敷应用，为了保证复校工作顺利进行，学校财务部门精打细算，一再压缩开支。如1947年度学校经常费由二千四百万元缩减为一千五百九十万元，校本部和五院经费也只有五千五百六十七万元。在这种情况下，学校除积极向教育部申请和谋求社会赞助外，还发动教职工自己动手建立仪器修造厂，自行试制各种急需的仪器，克服了一些困难。这样，使学校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完成了复校筹备工作。

为了报道学校的工作动态，交流教学科研经验，复校后第一次校务会议的议题之一，就讨论了校刊的复刊问题。会上决定山大校刊于1946年10月25日正式复刊，由刘康甫、牛星垣、邵式銮、高哲生、郭宣霖组成绩辑委员会，由刘康甫任主席，年星垣为负责集稿及编辑人。校刊复刊后，报道了学校的工作动态，交流了教学、科研等方面的经验，记载了复校工作的情况，为山东大学复校的经过和以后的工作留下了原始资料。这是校刊编辑委员会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和学校重视舆论工作分不开的。 1946年10月25日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开学典礼上，赵太侔校长致词说明：山东大学是因抗战而停办，又因抗战胜利而恢复。在半年多的筹备期间，经同人的努力，及地方各界的赞助，能够开学上课了。回想在八年长期抗战学校停办期间，真不知何日才能恢复。能够复校，实在值得庆幸。山东大学自筹备复校到正式开课，先后仅用了半年多的时间，这较之青岛大学的筹备用了近两年的时间要快得多。而且当时抗战刚刚胜利，时局尚不稳定，经济和交通诸条件都远不及当日，其进展可谓迅速。这是与广大教职工的努力及地方各界的赞助分不开的。 山东大学复校后，学制与课程基本上沿用抗战前学校的一套做法，把“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陶融健全品格”作为教育目标。根据这一原则，学校要求学生对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三方面都具有广泛的综合的了解，既掌握渊博的科学知识，又有实际的驾驭能力。

学校规定，各学院学生修业年限为四年，其中工学院五年、医学院六年（解放后工学院缩短为四年，医学院缩短为五年）。学生学业管理是学分制，每学期每周授课一小时为一学分，实验及无须课外自习的课目以二至三小时为一学分。各学院学生除第一年级外，每学期所修科目以不超过二十一学分为原则。考试分为临时试验、学期试验、前期试验、毕业试验四种。学生成绩分为甲（80分以上）、乙（70分以上）、丙（60分以上）、丁（60分以下）四等。凡某科目成绩列丁等者为不及格，不给学分。如系必修课须重修。修业期满和试验及格者，依学位条例授予学士学位。

与学分制并行的是必修制和选修制。学校规定，三民主义、中文、英文、体育为各院系学生共同必修课。文科学生还要必修生物课及其他一门自然科学。在共同必修课外，各系又按照自己的教学要求，规定了各自的必修课与选修课目表（与抗战前的国立山东大学大致相同）。学生于每学年开学时，参照选修课目表自行选定课程，中途亦可增选或退选，但须经系主任签字批准，以控制选课，使不致过滥。 必修课与选修课相结合的教学安排，既保证了培养人才的方向和需要，又适当照顾了学生个人的志趣，使学生能按照自己的爱好和特长，自学其他与专业相关的知识，锻炼独立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教学过程中，各系教师不仅注意教给学生一般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而且更加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的学习与创造能力。如中国文学系的冯沅君教授，在教学中，她不仅鼓励学生多读书，而且极耐心地传授阅读的方法，如泛读、精读、圈点评注、质疑探索等。她非常重视培养学生艺术分析的能力。她认为，成功的文学作品，其思想内容总是通过一定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对艺术作品进行分析，首先必须从作品本身出发，认真地分析其结构肌理和表现手法，要用心考证作者采用了哪些重要技巧，这些技巧对表现主题思想起了何种作用。但除了对作品本身仔细鉴赏外，还要把握住许多与作品相关的因素。如对艺术媒介物的外在了解（文学作品的语言文字功能，戏剧的曲调、体制等特点），对作者生活史和创作意图的研究，比较同一作者的其他作品，研究各种形式的艺术史等亦可获得除作品以外更多的美感经验。冯沅君先生认为，这种从作品本身出发，兼顾其他因素的分析方法不但能帮助同学鉴赏文学和提高写作水平，而且可以通过对某作品的研究，推定某种文学艺术的起源、演变及其发展现状，从而写出有分量的具有真知灼见的论著。她在1947年出版的《古剧说汇》，正是这种有分量的著作。在提高学生的艺术分析能力方面，她的经验是：第一，多阅读、善比较、勤思考。这样久而久之，就可以迅速地分辨出文学作品在思想、艺术上的特点，及其优劣、长短。第二，通过对与文学并列的姊妹艺术的鉴赏，薰陶内在的艺术气质。如多听一些音乐，多看些戏曲、绘画，势必有助于理解文学作品的气魄和情韵。冯沅君先生的这些经验，不仅在当时具有指导意义，就是以来说，也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为了提高教学效果，各系都非常重视发挥教授在教学中的作用，总是把业务好的老教授推上教学第一线，不仅基础课、专业课的教学由教授担任，而且一些重要的选修课也大多是由有经验的教授承担，像中文系的陆侃如、冯沅君、赵纪彬、丁山、杨向奎、萧涤非、黄孝纾教授，物理系的丁西林、王恒守、郭贻诚、王书庄教授等均承担过基础课、专业课及重要的选修课的教学任务。 在教学方法方面，各系也纷纷进行探索，注重联系本系学生实际，形成具有本系特色的、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很受学生欢迎。如物理系教师在教学中，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教学方法多采用启发式、讨论式，而非注入式。具体做法是：1.奋其志，激其情。教师带着情感，有目的地介绍一些科学家的光辉事迹，激发学生树立献身科学事业的雄心壮志。2.引其疑，发其智。教师在讲课中，有意识地布疑，以激发学生积极进行创造性思维活动，然后通过集疑和辨疑，培养学生动脑、动口解难的本领。3.启其思，反其馈。教师一方面通过点拨，诱导学生深思，以此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一方面结合实际和课本，设计出一套题目让学生去做，通过做题来检查学习效果，使学生学到的知识得以系统化和深化，从而把知识转化为能力。4.寓言传于身教。教师力求通过自己讲课内容的创造性，使学生对创造性的理解具体化、形象化，从而鼓舞同学们发挥创造性。采用这些方式教学，教师和学生之间常常互相发问，互相辩论，气氛活跃，效果较好，很受学生欢迎。 在学习方法方面，物理系的教授结合自己的学习体会，给学生们总结出了两种不同的学习方法。一种是奠基式，一种是宏观式。所谓奠基式，即在学习中，从微观入手，注意积累大量资料，切实掌握基本知识，使自己的学识架构在一个稳妥、雄的基础上。所谓宏观式，即从宏观入手，抓大局、抓重点，对所学知识不要背，但求懂。对于资料性的东西，亦只记出处，不费太多的时间抄写，要紧的是认真记下读书后第一眼形成的印象和心得。在学习中，善于从全局来了解和跨越局部的困难，大踏步地前进。这两种不同的学习方法，犹如建筑楼房的两种不同的方式。前者是先在工地上一砖一瓦地积累大量材料，然后再绘图、搭架，从大量材料中精选良砖好瓦，一砖一瓦地铺就。后者则是在绘图的基础上先搭起房架，然后再去搬运架构楼房所必须的良材，缺什么，搬什么，不怠工，不费料。方式固然不同，但殊途同归，都能建起一座高楼大厦。到底应该采取哪种方式？丁西林、郭贻诚等教授认为，要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对于记忆力好、能博闻强记的人，不妨采取前者；但对年龄大、理解力强的人，后者却大有裨益。 如前所述，山东大学复校之日，正值抗日战争胜利之时。开始，师生还能安心工作和学习，故复校后的一段时间，教学、科研活动较为活跃。但自1947年5月底起，因物价飞涨，国民党大举进攻解放区，人心浮动，教学、科研活动均未得到深入开展。学生退学、休学者大有人在，一些学生未到毕业就离开了学校。

山东大学复校后，按照当时教育部的指令，设立了训导处。训导处的“实施原则”虽明文规定：“本校训育人员尽力避免表示政治的色彩，不为任何党派谋特别的便利。”但其实质却是国民党在学校设立的情报监视机构。训导长刘次箫即是国民党的中统特务专员（解放后被镇压），他把持的训导处目的在于控制师生思想，破坏爱国学生运动，这在后来的学运中暴露得最为明显。

广大师生虽然处于训导处的严密控制之下，但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美帝国主义者肆意枪杀中国人民、侮辱中国妇女、强占山大校舍、殴打山大学生等罪恶行径，同学们无法抑制内心的愤怒，反抗情绪与日俱增。这一时期，一些爱国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在山大校园内陆续出现。

各院系的社团，有中文系的“长风社”、“莽原社”，外文系的“奔流社”，工学院的“大冶炉壁报社”、“拓荒社”，农学院的“野草社”，医学院的“医海社”等。跨院系的社团，有“大众音乐团”、“一、一、一音乐团”、“方生剧社”和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学习社”等，共约二十多个。学生中的这些社团组织，名义上与自治会、同学会、系会等团体一样，均在训导处的领导之下，但实际上却有许多与党的地下组织保持联系。他们除组织同学们开展一些“合法”活动外，还经常组织同学读进步书刊。当时，不少社团办有读书会，积极向大家推荐《大众哲学》、《西行漫记》、《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等进步作品。有的社团还在学生自治会的支持下，在校内秘密办起了交流、传阅进步读物的小型图书馆。有的社团则秘密收听解放区的电台广播。各进步社团还办有丰富多彩的壁报，壁报内容紧密配合现实斗争，如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和谈的阴谋，反对学校南迁等。特别是“第三者”和“民主墙”壁报，经常张贴抨击时局的文章，鼓励同学们起来与国民党反动当局作斗争。这一类壁报和刊物，虽不为训导处所承认，也屡遭破坏，但在同学中却引起了深刻的反响，在促使同学们日益觉醒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各进步社团中，联系群众最广泛、在校内外影响最深远的要算“大众音乐团”和“方生剧社”。它们是当时传播革命思想、广泛团结青年学生的富有战斗性的组织。参加“大众音乐团”的成员不仅有山大的同学，还有许多校外的中学生，先后共约六百人。他们经常在山大工学院的大教室内练唱，所唱歌曲大型的有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和马思聪的《祖国大合唱》等，短小的有《抗日战争歌曲联唱》、《到敌人后方去》、《插秧谣》、《团结就是力量》等。1949年初，为了庆祝收回曾被美军侵占的山大校舍，“大众音乐团”在大学路的小礼堂举办了轰动全市的大团圆晚会，连续演出六个晚上，场场座无虚席。“大众音乐团”举行的这些活动，不仅在启迪同学们心灵、陶冶情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使同学们借此充分抒发了自己热爱祖国的真挚情感，“方生剧社”亦通过自己的演出活动，为唤起广大同学的爱国情感，团结广大师生员工迎接解放，发挥了积极作用。该剧社刚一成立，就为救济困难同学公演了话剧《岁寒图》。在大团圆晚会上，他们演出的揭露特务暴行的独幕话剧《开锣之前》及一些自编自演的活报剧，活画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嘴脸，激励了广大进步同学的斗志。在欢庆青岛解放的大喜日子里，“方生剧社”又与“大众音乐团”联合公演了大型歌剧《王秀鸾》、《赤叶河》，得到了广大师生的赞誉。当时，“方生剧社”的演出条件十分艰苦，剧社演出的舞台布景、道具和灯光设备，全部由社员捐钱、捐物，自己动手制作。而且当时处在反动派覆灭前夕的白色恐怖之中，剧社成员随时有被捕的可能，但同学们却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坚持团结战斗。在演出中一丝不苟，演出后，亦经常围坐在舞台上进行总结，不断提高演出水平。因此，这些演出活动，不仅在当时发挥了战斗作用，而且对于演员同学本身的成长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复校后，山东大学各进步社团，不仅能以青年学生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激励着广大同学，而且在关键时刻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特别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中，他们配合全国学生运动，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打击了敌人，锻炼了自己。许多社团还积极参加了解放前夕的护校活动，在保护学校的完整和安全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正因为这样，解放前夕的山东大学，被人们誉为青岛的“解放区”。 山东大学自1946年2月复校至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三年多的时间，全校进步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青岛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配合全国革命形势，进行了多次反美反蒋斗争，在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上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其中，规模较大的斗争有：三次反美怒潮，“六二”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反“特刑庭”斗争，反南迁护校斗争等。在这些斗争中，同学们表现出坚定的政治方向，发扬了光荣的革命传统。